近日，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在官方臉書宣布，該局保存的230多萬張戶口案卡，經過清點、整理與封裝後，已於今年6月30日正式完成銷毀。警察局表示，隨著口卡資料逐步數位化，這套陪伴警政工作數十年的紙本系統，也完成了階段性任務。公告最後寫道：「一張張泛黃紙頁退場，也留下了一段屬於警政的時代記憶。」然而，對於關心臺灣歷史的人而言，這段文字讀來卻令人感到惋惜，也不免產生疑問，如此龐大數量的歷史資料，究竟是否已經完整數位化？銷毀之前，是否經過充分的歷史價值鑑定？又有多少無法重現的歷史訊息，隨著這批紙本資料的消失而永遠流失？

圖1、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在官方臉書宣布銷毀230多萬張戶口案卡

戶口案卡是過去警察機關進行戶口管理的重要工具，記錄個人姓名、戶籍異動、照片等資訊。這些資料固然是為了行政管理而產生，但對於歷史研究而言，卻可能成為探討人口遷徙、社會變遷、家庭結構及地方發展的重要材料。尤其早年一般民眾留下的照片與文字紀錄相當有限，這些原本看似平凡的行政資料，往往能夠填補官方歷史敘事所忽略的庶民生活。當行政機關認為資料已經失去實用價值時，未必意味著它們也失去了歷史價值。

更令人憂心的是，高雄地方歷史文獻的保存問題，恐怕並非始於今日。過去高雄市立圖書館對於早年《臺灣新生報》南部版及《臺灣新聞報》的館藏處理，就留下令人惋惜的問題。《臺灣新生報》於戰後創刊，1949年在高雄成立分社發行南部版，1961年改版為《臺灣新聞報》，長期以高雄為據點，記錄南臺灣的政治、經濟、文化與社會生活。相較於臺北出版的全國性報紙，這些地方報紙刊載了大量未必受到其他媒體關注的南部新聞，包括地方人物活動、文化團體、醫療衛生、工商發展及市井生活，對於研究戰後高雄乃至整個南臺灣的歷史，具有不可取代的價值。

然而，這些珍貴的地方報紙，卻未能在高雄獲得令人滿意的保存。高雄市政府委託進行的《高雄美術發展大事紀進階研究》，便曾指出，由於高雄地區圖書館報紙館藏不足，研究人員不得不遠赴臺北國家圖書館蒐集資料。即使如此，研究團隊在國家圖書館協助下，仍未能取得1949年至1960年的《臺灣新生報》南部版；《臺灣新聞報》也僅蒐集到1961年至1970年的部分資料。換言之，即使是高雄市政府出資進行的地方歷史研究，也面臨重要史料缺乏的困境。這不禁令人質疑，一座城市如果連記錄自身發展的地方報紙都無法妥善保存，又如何期待後人完整重建這座城市的歷史？

尤其令人痛惜的是，這些報紙並非只有一般新聞報導，其中還包括臺灣醫學史重要人物杜聰明等人的投稿文章。杜聰明與戰後高雄醫學教育的發展關係密切，其文字不僅具有個人史料價值，也是理解當時臺灣醫療、教育及知識界的重要線索。倘若這些報紙原件遭到銷毀，而相關內容又未獲完整保存，後人所失去的，可能就是一段無法從其他文獻補回的歷史。更值得注意的是，高雄市立圖書館目前公布的報紙保存原則，未裝訂報紙僅保存三個月，裝訂報紙原則上保存十年。對於一般公共圖書館而言，這或許是基於空間及管理成本的考量，但對於具有特殊地方史料價值的報紙，難道也應適用相同的淘汰標準？如果地方政府只從館藏管理的便利性出發，卻忽略這些文獻的稀有性與歷史價值，最終付出代價的，將是所有希望理解高雄歷史的後代研究者。

圖2、高雄市圖書館「連續性出版品保存原則」，未裝訂報紙僅保存三個月，裝訂報紙原則上保存十年。

當然，行政機關與公共圖書館不可能無限制地保存所有文件，檔案整理、保存空間及維護經費，都是必須面對的現實問題。然而，正因保存資源有限，更需要建立專業的鑑定制度，而不是將所有過期資料一概視為可以淘汰的物品。尤其在大規模銷毀之前，更應審慎評估資料的歷史價值、稀有程度、其他機關是否已有完整典藏，以及是否有必要保留原件。數位化也不應成為銷毀原件的當然理由。數位影像確實有助於資料保存與利用，但原件本身的材質、筆跡、修改痕跡及其他物質特徵，有時同樣具有研究價值。更重要的是，數位化是否完整、影像品質是否足以辨識、相關資料能否長期保存與查詢，都必須經過確認。倘若只是以「已經數位化」作為銷毀理由，卻沒有完整的保存及利用規劃，仍然可能造成無可挽回的損失。

高雄近年積極推動城市歷史與文化記憶的保存，從歷史建築修復到地方文史展示，都投入不少資源。然而，歷史保存不能只重視看得見的建築與紀念設施，卻忽略保存在機關庫房與圖書館書庫中的珍貴文獻。當一座城市一方面耗費大量經費重建歷史場景，另一方面卻未能妥善保存記錄真實歷史的原始資料，這樣的文化保存政策，難道不值得深刻反省？

高雄市政府有必要向社會清楚交代，這次230多萬張戶口案卡究竟涵蓋哪些年代、是否已經完整數位化、銷毀前是否進行充分的歷史價值鑑定，以及有無保留具有特殊價值的原件。同時，也應重新檢視過去地方報紙館藏的流失問題，釐清相關資料的保存與處置經過，並建立跨機關的史料鑑定及移轉機制。歷史資料的保存不應只是個別機關的行政選擇，更應成為整個城市文化治理的重要責任。

一座城市的歷史，不只是市政府可以決定如何處置的行政資產，更是屬於全體市民及後代子孫的共同記憶。行政機關或許可以依照保存年限銷毀文件，卻不能因此忽略自身保存歷史的公共責任。從地方報紙的館藏流失，到如今230多萬張戶口案卡的銷毀，高雄市政府真正需要回答的，不只是這些資料是否已經完成行政程序，而是有沒有認真思考，哪些歷史值得為後代留下。

城市可以重建消失的建築，卻無法復原遭到銷毀的史料。高雄不應一面努力尋找自己的歷史，一面又讓記錄歷史的原始資料消失。當我們親手抹去歷史的證據，未來的世代，又該憑什麼認識這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