詐騙集團苦練話術，如今竟可能遇到比自己更有耐心的對手。俄羅斯電信業者Beeline推出「數位家人」，讓AI扮成阿嬤、父母與青少年，接聽詐騙電話。業者稱，今年累計通話約十四萬小時。騙子以為正在收服一隻肥羊，忙了半天，對方卻只是一套不會匯款的程式。
澳洲Apate則把周旋過程變成蒐集情資的機會，設法取得可疑帳號、網址等線索，供澳洲聯邦銀行加強預警與阻斷。詐團想套出被害人的財產，AI反過來套出詐團的收款工具。這些嘗試未必能根治詐騙，至少提出了一個值得追問的問題：既然科技可以替人民接招，為何還要讓人民承擔那麼多風險？
台灣在先進晶片與AI伺服器供應鏈舉足輕重，企業的本事有目共睹。但政府若要以「AI強國」自豪，就得回答，這份實力除了變成出口與產值，還能替人民守住什麼？企業拚出來的製造優勢，不能直接拿來抵充政府的治理成績。不能介紹產業時，政府與有榮焉；談到防詐時，卻又只剩民眾自己多加小心。
台灣已有AI辨識詐騙廣告等工具，應該進一步追問的是：線索找到了，是否有人及時處理？模型建好了，是否真的降低受害風險？科技不能在簡報裡無所不能，到了人民需要保護的時候，卻樣樣還要等協調。系統上線只是開始，民眾少受害，才是政策該交出的成績。
最省事的防詐，是每逢騙術更新，就再教民眾一遍如何辨識；最辛苦的，則是要求有工作、有家庭的普通人，隨時跟上專業詐團的進度。若治理只剩不斷加碼宣導，詐團便可以專心研究怎麼騙，人民卻得一輩子進修怎麼不被騙。如此分工，未免太便宜犯罪者。
政府應把台灣的硬體優勢，轉成軟體研發與實際服務的條件。結合電信、金融、研究機構與軟體團隊，試辦熟悉在地語言與騙術的AI應答服務，並測試如何將取得的帳號、網址等線索，及時送交相關機構查證。研發經費要支持這類具體問題，不能模型展示完、計畫結案了，民眾接到的騙人電話還得自己應付。
採購驗收更不能把「有AI」當成「有效」。試辦前就應訂出成本、誤判率與減損等評估項目，採相近條件比較，接受獨立檢驗。別人公布陪聊多少小時，可以當研究線索，不能直接當成花公帑的理由。若廠商負責報喜，機關負責剪綵，人民負責承擔效果不如預期的代價，這樣的「創新」，只是替卸責換了新名目。
更棘手的往往是技術以外的事。可疑帳號多久查核、詐騙網址多久處置、跨機關爭議由誰裁決，行政院應訂清楚責任與時限。若犯罪金流已經轉走，防詐情資還在確認應由誰承辦，那就該檢討整套行政流程。不能讓騙子做事講效率，政府做事只講分工。
電信、銀行與平台也應負起相應責任。掌握來電、交易、廣告與帳號資訊，就不能把防詐全推給使用者。政府應查核各方收到通報後做了什麼、花了多久，對延誤與疏失要求改正。警語寫得再醒目，也不能成為責任的消波塊，把風險全擋回用戶身上；警察更不該替所有產業漏洞包辦善後。
積極攔阻也不能犧牲無辜者。AI可能誤判，詐團也可能故意提供他人帳號，限制交易或凍結帳戶仍須查證、留存紀錄，並有能及時處理的申訴管道。若政府對犯罪工具反應遲緩，對正常用戶卻一鎖了事，這份「果斷」，只會讓守法者感受最深。
打詐績效也該從報表回到生活。接了幾通電話、辦了幾場宣導、移除了多少廣告，都應進一步說明對減少受害的幫助。工作量值得交代，政策效果更不能省略。不能機關各有一張漂亮成績單，被害人卻只拿到一份報案證明。
台灣有能力參與全球AI競賽，更該有決心用科技改善自己的治理。AI強國的意義，應包括讓人民安心使用電話、平台與金融服務。晶片再先進，也不能替失靈的分工、遲緩的處置與卸責的警語遮羞。全民反詐，不能最後只剩全民自保；科技強國的光榮，也不能由人民用失去的積蓄來驗收 !
文:范振家/管理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