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綠能政策確實遇到不少瓶頸。光電面臨土地、環評、地方治理與社會信任等問題；離岸風電則承受成本、融資、開發時程與國際資本布局變化的壓力。這些都不能用一句「能源轉型勢在必行」帶過。但同樣值得提醒的是，看到綠能遇到障礙，就直接把結論推向「所以核綠共存才是答案」，其實只是把一種能源敘事換成另一種能源敘事。能源政策真正需要的，不是選一個比較順耳的答案，而是把整本帳算清楚。
首先，綠能目標沒有完全達成，不等於綠能政策就此失敗。台灣2025年再生能源發電占比確實未達原先20%目標，但經濟部說明，當年目標原以2025年總發電量約2575億度推估，實際發電量卻達2889億度，多出314億度；分母大幅增加，自然會稀釋占比。
這不是替政策找藉口，而是提醒我們：能源指標本身也有計算前提。如果設定「再生能源占比20%」，卻沒有同步說清楚未來總用電量的假設，占比就會受到經濟成長、半導體擴廠與AI資料中心等因素影響。真正該檢討的，不只是20%為何沒有達成，而是當初的目標建立在什麼需求假設之上。
其次，綠能建置並未停止。截至2026年3月底，太陽光電累計裝置容量達15.68 GW，屋頂型占64%以上；離岸風電總裝置容量也已超過4.5 GW。經濟部目前則設定2030年光電31.2 GW、2035年35.02 GW的目標。誠然，這些數字不能證明綠能政策成功，卻同樣不能直接證明綠能已經失去動能。真正的問題是：新增一GW裝置容量，究竟能在什麼時間、什麼地點、以什麼成本，提供多少可用電力？這才是能源政策真正的考題。
離岸風電也是如此。它如今面對的已不只是「能不能蓋」，而是「用什麼價格、什麼融資條件、什麼風險分配才能蓋」。如果政策規劃的容量很多，卻沒有進一步公開哪些已進入開發、哪些完成融資、哪些取得併網條件，就容易把「規劃容量」誤當成「確定供電」。這個問題不只適用於風電，也適用於核電。
因此，最需要重新檢驗的，反而是「核綠共存」本身。核電與綠電可以並行，但「並行」是一個政策選項，不是已被完整能源模型驗證的答案。核電可以提供穩定低碳電力，再生能源提供不同時段與型態的電力，天然氣提供調度彈性，儲能移轉用電時間，需求管理降低尖峰負載；真正要問的是，各自究竟解決什麼問題。
尤其必須分清楚：缺綠電，不等於缺發電量。企業買不到符合RE100等承諾的再生能源，可能涉及發電量，也可能涉及憑證、PPA、價格、交易制度與電網。如果物理上的電力存在，企業卻因市場制度而買不到所需綠電，那麼需要改革的就不只是發電能力，也包括電力市場。
AI時代更不能把複雜問題簡化成單一能源答案。IEA預估全球資料中心用電到2030年將增至約945 TWh，但新增需求將由再生能源、天然氣、核能等多元電源共同承擔。
台灣也應該把同一套標準用在所有能源上：核電要算發電量、時程、成本、核廢與安全責任；再生能源要算土地、生態、融資、電網與儲能；天然氣要算進口依賴、價格與地緣政治；大型AI與半導體用電戶，也應討論其應負擔多少新增電力基礎建設成本。
更重要的是，政府自己的需求模型也正在變動。經濟部6月公布的供需報告預估2026至2035年用電需求年均成長約2.5%；8月27日龔明鑫則表示，若採高推估，未來10年平均成長率將高於2.5%。既然需求模型正在調整，政府就更應公開更新後的主要假設、不同情境及供需結果，而不是只告訴社會「電夠不夠」。
能源政策最怕的，不是能源種類選錯，而是帳算不清楚。核電可以討論，綠電也必須接受檢驗；核電的成本不能隱藏，綠電的成本同樣不能迴避；核安風險要算，土地、生態與電網成本也要算。
台灣真正需要的，不是另一個能源神主牌。AI時代更需要的是一張所有人都可以檢查、質疑、重新計算的能源帳本。因為台灣真正不能缺的，不只是更多電，而是讓能源政策的成本、風險、時程與責任都能被看見、被驗證，也有人必須對結果負責的治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