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期調整部分國家證照的登記制度，讓台灣出身者可以在相關文件上以「台灣」標示身分。對許多人而言，這或許只是一項行政制度的修改，但如果把時間拉長來看，它其實觸及一個台灣人至今仍必須面對的根本問題，即誰有權決定我們是誰？
這個問題，可以從黃昭堂的博士論文談起。黃昭堂於1969年取得東京大學博士學位，博士論文研究1895年的台灣民主國，後來出版為《台灣民主國之研究》一書。他並非只是要證明台灣歷史上曾經出現過一個「獨立國家」，而是試圖透過歷史研究理解台灣民主國的政治性質，以及台灣人民在歷史變局中的位置。從台灣民主國的研究，到後來對台灣國際法地位與台灣人自決問題的討論，可以看出他始終關心的核心問題是，台灣的命運究竟應由誰決定？
因此，黃昭堂當年要求東京大學將其博士學位證書上的國籍由「中國」改為「台灣」，其意義也就不只是個人的身分選擇。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一個台灣人要求使用「台灣」來描述自己，本身就是對既有國家權力與身分分類的一種質問，如果一個人的出生地、歷史經驗與自我認同都是台灣，為什麼卻必須由另一個政治權力替他決定「你是誰」？
半個多世紀後，日本行政制度出現「台灣」這個選項，看似只是一次制度性的調整，卻形成了一個有趣的歷史對照。當年的黃昭堂必須向大學爭取在一紙證書上寫下「台灣」；今天的台灣人，則逐漸可以在海外的行政制度中，以「台灣」作為自己的身分標示。這不代表台灣的國際地位問題已經獲得完整解決，卻說明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即台灣人的身分，已經愈來愈難被簡化成一個由他人單方面決定的問題。
這也提醒台灣社會，討論台灣地位時，不應只停留在「台灣是不是一個國家」的二分法。更根本的問題是，台灣是否存在一個具有共同歷史記憶、生活經驗與政治意志的人民？如果台灣人的身分可以由外部政權任意定義，那麼所謂「人民自決」便無從談起；反過來說，當台灣人能夠在國內外制度中逐漸以自己的名字被看見，這本身就是政治主體性逐步形成的過程。
黃昭堂研究台灣民主國，並不是為了讓後人永遠停留在1895年；他真正留下的問題，是台灣人如何理解自己的歷史，又如何成為自己命運的主體。今天日本制度中的一個「台灣」選項，看似微小，卻再次把這個問題帶回我們眼前，即一個人的身分，究竟應該由哪一個國家替他命名，還是應該由他自己、由這片土地上的人民共同決定？這個問題，或許正是今天重新閱讀黃昭堂最值得思考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