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17日，台灣最後一部核電機組停止運轉；同月，立法院三讀修正《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為核電廠申請再運轉開啟法制途徑。如今，「廢除非核家園」公投再度引發討論。當公投將「使用核電振興經濟」與廢除非核家園連結，我們更該追問：能源選擇究竟是技術問題，還是涉及成本、權力與風險分配的治理問題？

能源與社會科學家蘇瓦庫爾(Benjamin K. Sovacool)接受《RECCESSARY》專訪時，借用科技史學家奈爾提出的「技術崇高」概念，解釋社會為何容易對核電等大型工程產生憧憬。台灣以科技與工程能力為傲，自然可能將核電視為人類掌握複雜技術的象徵。然而，大型電廠往往遠離多數用電者的日常生活，設施帶來的環境影響、事故風險與長期成本，也容易被忽略。

核能不只是技術，更承載政治與歷史意義。蘇瓦庫爾提醒，核能計畫通常需要長期規劃、龐大投資與國家資源支持；當決策權過度集中，公共參與與資訊透明也可能受到壓縮。這並不表示核電必然與民主不相容，而是提醒我們：電價若無法充分反映建置、融資、環境及風險成本，能源決策就容易被短期價格與政治口號牽著走。

AI與資料中心快速擴張，使核能再次成為部分國家與科技企業考慮的選項。但「AI需要更多電」不等於「答案就是重啟核電」。既有核電廠重啟仍須經過安全審查、設備整備、許可與電網併接；新建機組的時程更長，SMR的商業化也仍有不確定性。不能把尚待完成的程序或未成熟的技術，直接當成近期確定可用的電力。

面對新增需求，政府也應要求大型用電者提高能源效率，從伺服器配置、運算排程、冷卻與廢熱利用著手，降低不必要的消耗；同時公開新增用電對電網、備援與基礎設施的成本，建立合理的分攤機制。AI產業享有經濟利益，不應讓一般用戶在資訊不透明的情況下承擔全部新增成本。

核能與再生能源能否共存，也不能只靠口號回答。蘇瓦庫爾指出，兩者未必在技術上不能並存，卻可能在預算、補貼、電網規劃與政策優先順序上互相競逐。台灣應比較不同能源組合的成本、供電可靠度、碳排、建置時程與風險，而非先選定答案，再要求數據配合。

能源治理還必須正視地方承擔。核電廠、太陽能案場與風電設施的環境衝擊各不相同，但都應回答：誰受益？誰承擔土地、環境與安全風險？發生損害時，責任與賠償機制是否明確？對再生能源而言，社區福利協議、資訊公開與實質參與，也應成為規劃初期的重要制度，而非爭議發生後才補救。

台灣對科學與工程專業的信任，是能源轉型可以善用的資產，但科學數據不能取代民主決策，更不能消除價值衝突。真正的能源治理，不是迷信某一種技術，也不是把任何選項排除在討論之外；而是公開計算成本、誠實揭露不確定性，公平分配利益與風險，並讓決策者承擔長期責任。

核能可以討論，核綠也可以比較。但台灣真正需要的，不是一個被包裝成唯一答案的能源選項，而是一套能讓人民看清代價、參與決策並追究責任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