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十月，一名陳姓女子懷疑丈夫外遇，花十四萬元委託徵信社調查。徵信人員在丈夫機車裝上GPS，卻因送修被發現。警方循線調查，從趙姓經理手機中的資料發現，他涉嫌收取八五一九元人民幣，替中國人士查詢台灣手機門號使用者的姓名、婚姻狀況與公司地址。案件隨後擴大偵辦，並出現國安疑慮。
另一個案例，是立委沈伯洋遭到跟監的案件。根據檢方起訴內容，兩名香港人士支付約三十六萬元，委託台灣徵信業者跟監沈伯洋，再由業者以十八萬元轉包。相關人員在沈伯洋住家附近架設微型攝影機，連續三十九天拍攝他與妻女進出住家的情形，並透過Telegram傳送影像，最後交給香港委託人。
兩起案件並無證據顯示彼此相關，卻讓筆者注意到一件事：境外人士不一定需要自己建立調查組織，也可能直接購買台灣社會已經存在的調查能力。
這讓筆者想到一個大家可能聽過的概念：「六度分隔」。
六度分隔描述的是，看似毫無關係的兩個陌生人，往往只需要經過少數幾層人際關係，就可能彼此連結。它真正有意思的地方，不在於一定要經過六個人，而是提醒我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可能比想像中短得多。
但人際關係存在，不代表任何人都能輕易找出這些連結。六度分隔描述的是人際網絡的結構；徵信業所具備的調查能力，則可能成為尋找這些連結的工具。
假設有人想掌握某個人的生活情況，最初可能只知道姓名與手機號碼。透過調查，可能找到他的住處、工作地點與婚姻狀況，再從家庭關係找到配偶，從工作關係找到同事。每找到一個人，就可能出現新的關係線索，讓調查得以繼續延伸。
沈伯洋遭跟監的案件，便讓這種風險變得具體。境外委託者鎖定的是沈伯洋本人，但攝影機拍到的，還包括他的妻女。當一個人的住處與日常行蹤成為調查目標，與他共同生活的人，也可能一併進入監控範圍。
我們可以把這種風險理解成兩張網。
第一張網，是由徵信業者、委託關係與轉包管道構成的調查網絡。不同業者各自掌握調查能力，卻可能透過委託與資料交付，被同一個委託者串聯起來。
第二張網，是每個人身處其中的人際關係網絡。家庭、職場、朋友與社會活動，把原本互不相識的人連結起來。
今天委託一家業者查詢某人的婚姻狀況，明天委託另一家確認工作地點，接著再有人負責跟監或蒐集影像。對個別業者而言，可能只是各自承接的案件；但對掌握所有結果的委託者而言，這些資料卻可能逐漸拼成一張更完整的關係圖。
而且，單筆資料的敏感程度，未必等於多筆資料串聯後的敏感程度。知道一個人的姓名，未必有多大意義；但如果同時掌握住處、工作地點、家庭成員與生活作息，就可能描繪出他的日常活動，甚至辨識他經常接觸的人。
如果這些資訊被用於情報蒐集，風險便不再只是個資外洩。特定人物的家庭、工作與社會關係，可能成為辨識接觸對象、尋找施壓途徑，甚至選擇下一個調查目標的依據。真正需要警覺的，是資料串聯後可能產生的情報價值。
當調查工作分散在不同業者、不同時間與不同委託之中，個別任務未必能顯示整體目的。真正掌握完整資訊的，可能只有最後彙整資料的委託者。面對這種分散調查、集中彙整的模式，現有個資保護與國安防範機制，能否及早辨識其中的關聯？
「六度分隔」原本是用來理解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但從國安風險的角度來看，它也提出另一個問題：如果有人不斷尋找這些連結，最後能夠掌握多少人的生活與社會關係？
我們真正需要防範的，或許不是有人偷偷建立一張新的情報網，而是有人直接利用一張已經存在的網，再沿著它，摸到另一張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