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最熱的新聞，大概就是毒品減害治療了。從沈伯洋十二年前的文章，到蔣萬安的質疑，再到羅智強出動反毒廣告車，原本涉及醫療與公共衛生的討論，逐漸變成沈伯洋是否支持「發放毒品」的政治攻防。看著這場爭論，筆者突然想起杜聰明。

日治時期，鴉片是台灣嚴重的社會問題。總督府實施特許吸食與專賣制度，一面宣稱逐步禁絕，一面獲取財政收入。1929年，新增吸食許可引發抗議，蔣渭水等人甚至向國際聯盟控訴。鴉片不僅涉及成癮，更牽涉殖民財政與社會管制。

就在這樣的背景下，台灣第一位醫學博士杜聰明開始研究鴉片成癮。1929年，他在愛愛寮展開治療，隔年於臺北更生院推動嗎啡漸減療法，配合尿液檢驗與醫療照護，協助患者戒癮。他的重要貢獻，是讓受到管制的成癮者，也成為能接受醫療協助的病人。

近百年來，成癮醫療持續發展。台灣自2005年推動減害政策，包括美沙冬維持治療與清潔針具計畫，都已累積實證成果。面對毒品問題，刑罰早已不是唯一的處理方式。

然而，現在的爭論早已偏離減害治療，朝著奇怪的方向傾斜：沈伯洋是不是支持發放毒品？

沈伯洋當年的文章，從刑罰、毒品管制到社會成因與減害措施，討論不同的處理方向，其中確實提出社區中心提供毒品與乾淨針頭的構想，當然可以質疑。但不能抽出其中一項主張，忽略全文脈絡，就當成整篇文章的全部。羅智強甚至宣稱，投給沈伯洋就是支持將來在社區中心供應毒品。討論政策的文章，怎麼變成今天的競選政見？

蔣萬安已明確支持美沙冬與清潔針具，爭論也轉向沈伯洋當年的社區供應構想。但先前將減害醫療捲入政治攻防，可能造成的誤解與汙名，又該如何消除？

近百年前，杜聰明讓成癮問題從社會管制進入醫療領域；近百年後，政治攻防卻又把公共討論拉回道德與犯罪的框架。

台灣的選舉可以檢驗政策、質疑專業，卻不能為攻擊對手，把科學與技術進步扭曲成惡意。何大一、翁啟惠的經歷仍歷歷在目。當專業問題成為政治攻防工具，受影響的可能不只是當事人，更是整個產業的信心。政治攻防終究會過去，但對科學研究與產業發展的傷害，未必能輕易彌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