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長選戰近日陷入「毒品」攻防。沈伯洋十二年前的文章被重新翻出，其中「提供吸毒者毒品與乾淨的針頭」等文字，成為質疑其毒品政策的依據。這些文字當然可以檢驗，也值得沈伯洋說明；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一段文字離開原來的脈絡後，如何一步步變成另一個政治命題。

沈伯洋的舊文確實有容易引發爭議之處，他今天如何解釋，也應接受檢驗。但「文章當年主張什麼」、「這項主張在公共政策上究竟指什麼」，以及「候選人今天是否仍主張相同政策」，其實是三個不同的問題。

台灣的毒品防制本來就不只有查緝。預防、戒治與減害同時存在，清潔針具與替代治療也是現行公共衛生政策的一部分。因此，「毒品」、「減害」、「替代治療」與「毒品除罪化」不能因為同時出現在一場選舉攻防裡，就被當成同義詞。

真正值得追問的，是中間那段經常被省略的推論：從「提供吸毒者毒品」，如何推導成「社區供毒」？再如何推導成「毒品除罪化」？最後又如何推導成候選人今天的城市政策？每往前一步，都需要新的證據，而不能只靠語氣愈來愈強烈來完成。

這正是政治語言值得警覺之處。當「毒品」成為整場討論的核心詞彙，讀者很容易先完成道德判斷，再回頭理解政策內容。原本應該討論的是：提供什麼、給誰、在什麼條件下提供、目的為何、效果如何；最後卻可能被壓縮成一句「你是不是支持毒品」。

政治人物應為自己說過的話負責，媒體與評論者也應為自己如何解讀那些話負責。可以質疑，可以追問，也可以不同意，但不能把不同命題揉成一團，再要求社會接受揉合後的結論。

選舉需要尖銳的問題，卻不需要粗糙的語言。當「毒品」最後只剩一種說法，我們失去的恐怕不只是一次政策辯論，而是理解公共政策本來可以有多複雜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