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萬安為什麼仍能在台北維持一定程度的政治支持？這個問題如果只用「藍綠基本盤」或「市政做得好不好」來回答，恐怕都不夠。更值得追問的是：當一名政治人物面對身世、學歷、利益迴避等不同爭議時，為什麼仍有部分選民願意把這些爭議放在較低的位置？究竟是選民沒有看見，還是看見了，卻認為那些事情沒有重要到足以改變自己的選擇？答案可能不只在蔣萬安本人，而在台北這座城市，以及它的選民文化。
2022年台北市長選舉，蔣萬安以575,590票、42.29%的得票率當選。到了2025年底，台北市政府公布的市政民調則顯示，蔣萬安整體施政滿意度為69.1%。這兩組數字的性質並不相同，前者是實際選舉結果，後者是市府公布的民意調查，不能直接相互比較；但至少可以確認，蔣萬安在台北曾經取得相當規模的選票，也曾獲得一定程度的市政正面評價。問題於是變成：這種支持究竟是怎麼形成的？
一、台北人選的，可能不只是市長，而是一種城市形象
台北的政治選擇，或許存在一種「城市品味」的投射。這裡所說的品味，並不只是收入高低，而是教育背景、職業型態、生活方式，以及人們對公共秩序與城市形象的期待。對部分都市選民而言，政治人物除了政策主張，也是一種城市形象的代表：是否體面、是否專業、能否在國際場合代表台北，以及能不能讓人感覺「這座城市還在正常運轉」。
蔣萬安的法律專業背景、政治家族身世，以及他在公開場合呈現出的政治形象，可能與部分選民對「首都市長」的想像產生連結。但這種連結究竟有多大影響，仍需要選民調查才能確認。換句話說，選民有時不只是選一個政策方案，也是在選一個「這座城市看起來應該是什麼樣子」的象徵。
二、都市選民可能在意的，不是改變，而是不要出問題
第二個因素，是對穩定與可預測性的偏好。對已經適應既有城市生活秩序的選民而言，「不要出問題」本身就可能成為一種政治價值。捷運照常運作、城市照常運轉、商業環境不要突然受到劇烈衝擊、生活不必因政治更替而重新適應—這些看似平淡的事情，在都市政治裡往往比宏大的政治口號更能影響投票。
因此，現任者的一項優勢，可能並不在於提出多麼令人振奮的新願景，而是讓部分選民相信：至少不要冒險。
這不代表選民完全認同政治人物，更不代表他們認為政治人物毫無缺點。它可能只是另一種計算：如果目前的城市生活可以接受，那麼是否有必要為了不確定的改變，承擔更高的風險？對部分都市選民而言，這樣的政治選擇未必是意識形態，而可能只是生活經驗。
三、選民不是沒看到爭議，而是可能重新計算爭議的重量
這裡就進入政治心理學。「動機式推理」並不是台北人特有的心理，而是民主政治中相當普遍的一種現象。相關研究指出，人們面對與原有政治偏好衝突的資訊時，可能受到既有立場與方向性動機影響；支持者與反對者對相同資訊的理解與可信度判斷，也可能因此出現差異。但這只能作為一種可能的解釋，不能據此推論所有蔣萬安支持者都是如此。
一旦選民先形成對某位政治人物的基本看法，之後再看到負面訊息時，判斷往往不再只是「這件事是真的嗎」，還會變成：「這件事是否嚴重到足以改變我原來的看法？」這兩個問題其實完全不同。
近期外界對蔣萬安立法院英文履歷中的學位標示提出質疑，蔣萬安則表示自己在第9、10屆提供的資料都是正確的，英文資料由立法院委外廠商翻譯，相關內容後來也有所更正。立法院現行中文資料則列其學歷為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法學院法律博士。
另一個例子，是蔣萬安長子參與台北市教育局國際交換學生計畫所引發的利益迴避與公平性討論。廉政署9月10日表示，這類個案的審查判斷依法由主管機關論斷，因此相關爭議目前仍應以主管機關後續釐清與認定為準。
這些爭議的事實與法律定性，當然應該被釐清。但對選民研究而言，更值得觀察的其實是：為什麼同一項訊息，在不同選民眼中，會產生完全不同的重量？支持者可能認為，那是政治攻防；反對者可能認為，那涉及誠信與公共責任；而另一批選民可能根本不願意把市長選舉變成一場道德審判。這不是說誰一定正確，而是說，選民投票時所使用的尺，從來不只有一把。
四、選民選的，未必是「最值得喜歡的人」
這也許是最現實的一層。選民不一定在選「最值得喜歡的人」，而是在選「我願意把城市交給誰」。兩者並不相同。一個人可以不喜歡政治人物的某些作為，甚至認為其中存在值得追問的爭議，卻仍然認為他能維持城市日常運作。
政治學的選民行為研究，長期都在討論人們如何在不同目標之間取捨。對部分選民而言，政治人物的道德評價是一個因素，但不一定是唯一因素；治理評價、政策方向、政黨認同，以及對未來風險的判斷，都可能同時存在。
因此，看到政治人物有爭議，卻仍然投給他，不必然代表選民「盲目」。同樣地，把這種選擇全部解釋成「實用主義」，也不一定完整。有人把誠信放在第一位，有人把政策放在第一位，有人把政黨認同放在第一位，也有人把「城市不要亂」放在第一位。民主政治真正複雜的地方，就在這裡。選民投票，不一定是在做一場政治人物的人格評鑑，而是在做一次公共選擇。
五、台北的「首都性格」，可能讓體面與低衝突成為政治資產
台北和其他城市不完全一樣。它不只是地方政府所在地，也是中央政府所在地、外交與媒體高度集中的城市，更是台灣許多政治、經濟與文化符號的集中地。因此，台北市長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個城市門面的角色。這可能使部分選民對政治人物的「國際化」、「體面」、「現代化」與低衝突形象有較高期待。
蔣萬安的政治風格是否因此獲得部分選民認同，當然需要更多調查才能確認；但至少可以觀察到，在政治高度衝突的環境裡，「不要每天都成為全國政治戰場」本身，可能就是一種城市治理期待。因此，「沒有太多戲劇性」有時也可以成為政治資產。低衝突，不等於沒有政治價值。
六、台北的藍綠版圖，也是選民判斷的起點
最後一個因素，是長期政治結構形成的參照點。台北的藍綠競爭有很長的歷史。選民對政黨的認同、家庭政治經驗、社區環境與過往選舉結果，都可能讓人對某個政治位置形成既有參照。因此，選民面對一場新的市長選舉時，並不是從零開始。
對部分選民而言，支持某個政黨或候選人並不需要重新說服自己；真正需要被說服的，反而是：「為什麼這一次值得改變？」這就是既有政治結構真正的力量。它不一定意味著選民永遠不會改變，而是意味著挑戰者必須提供足以改變原有判斷的理由。換句話說，政治選擇很少發生在白紙上，而是在既有政治經驗上累積。
七、但這套選擇邏輯，也可能有失效的一天
如果上述因素確實存在，那麼更值得問的其實不是「台北人為什麼喜歡蔣萬安」，而是：什麼條件出現時，這套政治選擇邏輯會開始失效？這才是更重要的問題。因為台北市民並不是固定不變的政治群體。
2025年底台北市政府公布的調查顯示，蔣萬安整體施政滿意度為69.1%。到了2026年9月，一份民調則顯示蔣萬安與沈伯洋的支持度分別為41.7%與40.5%，同一調查中，對蔣萬安施政表示滿意與不滿意者分別為52.4%與41.6%。但不同調查的樣本、題目、方法與調查時間各異，不能直接互相比較，更不能據此推論最終選舉結果。然而，這些數字至少提醒我們一件事：「支持」與「滿意」，並不是同一件事。
一個選民可能對市政有不滿，卻仍然支持現任者；也可能對某位政治人物沒有特別反感，卻在真正投票時選擇改變。
真正需要觀察的是：當「穩定」不再等於「滿意」，當「體面」與「治理」之間出現落差，當政治爭議累積到足以影響選民對城市未來的判斷時，原本的參照點是否會改變？屆時，問題就不只是反對者如何批評蔣萬安，而是原本支持他的選民會不會重新計算：我在乎的，到底是政治人物看起來像不像一個理想的台北市長，還是他實際上是不是我願意繼續交付城市的人？這才是台北政治真正值得觀察的地方。
所以，與其說「台北人就算知道蔣萬安有問題還是喜歡他」，不如說：一部分台北選民所選擇的，可能從來就不只是蔣萬安本人。他們選擇的，還包括一種城市生活的想像：穩定、體面、可預測、不要太吵、不要突然失控。蔣萬安只是目前能夠承載其中一部分想像的政治人物之一。這也意味著，一旦台北市民對「什麼叫做一座好城市」的想像改變，政治選擇也可能跟著改變。
因此，真正值得追問的，不是「台北人為什麼喜歡蔣萬安？」而是「什麼樣的台北，會需要什麼樣的市長？」政治人物會更替，政黨會輪替，選民也會改變。真正相對穩定的，不是台北人的答案，而是台北人始終會透過選票回答同一個問題：自己想生活在一座什麼樣的城市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