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愛知—名古屋亞運開幕後，新聞焦點本應落在賽場，卻一再被住宿、交通與場館亂象搶走。接駁車未到、選手被送錯場館，貨櫃式組合屋狹窄漏水、餐食不足，南韓代表隊賽前甚至誤播北韓國歌。日本原想藉此展現再次承辦大型國際賽會的能力，結果後勤失序反而成為整屆賽事最醒目的新聞。
這些問題早在籌備階段便已埋下。愛知、名古屋原計畫興建正式選手村，後為控制成本，改以飯店、郵輪及港區貨櫃式組合屋分散安置。主辦方原估約1萬5000名選手與隊職員，實際需求卻超過1萬7000人，臨時方案很快暴露容量與調度不足。約4000人住進郵輪、約2000人入住組合屋，其餘分散各飯店；住宿地點拉開後，接駁交通也成為巨大考驗。
日本《週刊文春》取得的組委會內部文件，進一步將問題指向籌備階段。法國跨國企業GL events Japan負責場館設置與營運，於2025年取得約630億日圓統包案後，需求界定工作持續延誤；其後提出的工程數量與費用規畫一度增至814億日圓，較原合約多出184億日圓。文件並留下「指示未反映」及組委會擬提出抗議等紀錄，顯示雙方早在開幕前便已出現協調與執行問題。
更尷尬的是，GL events Japan前一年承攬大阪・關西世博多個海外館工程時，已因下游包商工程款爭議受批評。大阪世博也曾因工期延誤、成本增加與施工管理問題飽受質疑。如今同一企業又成為愛知—名古屋亞運的重要場館承包商，外界自然質疑：日本接連承辦大型國際活動，是否真正從前次經驗中改善風險管理。
相較之下，中華隊並未把希望全押在主辦單位。運動部賽前另訂飯店，在名古屋、豐橋設置中繼站，並於東京設衛星站，配置醫師、物理治療、護理、體能、生理、心理、營養與膳食人員，同時備妥專車及餐食配送。大會接駁失靈時，中華隊仍可依自有安排移動；選手整天留在場館，也有後勤人員送餐。這些準備平時不易受到注意，主辦方一出狀況，價值便立刻顯現。
台灣也在名古屋設置Team TPE House，作為亞運期間與各國奧會及國際體育組織交流的平台。中繼站支援選手的競賽、醫療與恢復需求，Team TPE House則著重國際體育交流與人脈經營。兩者合看，運動部準備的不是幾輛接駁車或幾間備援飯店，而是一套涵蓋生活、醫療、交通與體育外交的完整代表團運作體系。
四度參加亞運的桌球國手陳思羽，對這項改變感受最直接。她指出，過去桌球男女團10名選手僅配兩名教練，如今增至4名，治療人力也更充足；入住飯店後，還可依實際賽程預約專車。她形容這樣的安排「100分都不夠」。對參加四屆亞運的老將而言，這不是抽象的政策宣傳，而是十多年親身經歷的差異。
李洋是東京、巴黎兩屆奧運羽球男子雙打金牌得主。他對選手需求的理解，不來自公文，而是親歷選手村、接駁車、訓練場與比賽現場。頂尖選手需要什麼、最擔心什麼，他比多數行政官員更有第一手經驗。真正影響選手的，往往不是開幕式是否華麗，而是深夜賽後有沒有車、賽前能否正常用餐、受傷後能否立即治療，以及回到住處後能否充分休息。
李洋並非上任後才認識中繼站。東京奧運時，他就是這套制度的使用者。因中繼站離場館較近，中華羽球隊可先休息、進食再赴賽，減少長途交通的消耗。選手時期直接受益，使他上任後更清楚哪些後勤細節不能省，也更明白真正的備援不是出事後補救，而是賽前就假設最壞情況可能發生。
截至9月30日上午，中華隊累計3金、10銀、24銅，共37面獎牌。金牌來自軟式網球混合雙打、王冠閎男子200公尺蝶式及傅兆玄男子跳高。王冠閎以1分55秒05奪冠，成為台灣首位亞運男子游泳金牌得主；傅兆玄則跳出2公尺25摘金，為台灣男子田徑拿下睽違60年的亞運金牌。
男子4×100公尺接力也寫下新紀錄。賴柏翔、陳玟溥、黃左軍與楊俊瀚聯手跑出38秒32摘銀，再度刷新今年6月才改寫的全國紀錄。原本自2019年維持的38秒76，今年短短數月內兩度被突破，顯示這批短跑選手正處於近年少見的高峰。
獎牌當然不能全歸功於後勤。長期訓練、教練調整、運動科學與臨場發揮，才是成績的核心。然而，大型綜合運動會的競爭不只在場內。若選手還得擔心接駁、餐食與治療安排，額外消耗終會反映在比賽狀態上。代表團若能提前排除這些不確定性，就能替選手保留更多競技能量。
愛知—名古屋亞運至今最值得比較的，或許不是誰更會宣傳，而是兩種截然不同的風險管理。主辦方為節省成本，取消正式選手村並增加臨時設施，結果預算仍膨脹，住宿、交通與場館問題接連爆發；台灣則多準備一層飯店、專車、中繼站與醫療支援，避免選手完全依賴主辦方。
大型賽會真正考驗的，從來不是出事後能否道歉，而是事前是否有人預想問題必然發生，並先做好準備。
(作者為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副教授、精神科醫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