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師工會經常談「代表性」。
當教育政策討論中,某些家長團體長期由資深家長代表發聲,而其中一些人的孩子早已離開國民教育階段,教師團體有時也會提出質疑:當一個人已經多年不是「現在進行式」的學生家長,他的經驗當然仍有價值,但他是否還能完整代表今天正在面對新課綱、數位學習、校園安全、特殊教育與升學制度的新世代家長?
這是一個合理的問題。但如果教師工會用這樣的標準檢視家長團體,那麼有一天,我們恐怕也必須把同一面鏡子轉回來照自己:當教師工會的重要決策長期由退休教師或少數資深幹部主導時,他們是否仍然足以代表今天的現職教師?
退休教師不是問題,權力不交棒才是問題
我並不認為退休教師應該退出教師工會。恰恰相反,許多退休教師是台灣教師組織發展的重要推手。從教師會到教師工會,一路經歷組織草創、街頭倡議、政策協商與法規攻防,他們累積的人脈、制度知識與談判經驗,是非常珍貴的組織資產。
然而,「保存經驗」與「長期掌握決策權」,是兩件完全不同的事情。
退休教師當然可以繼續參與工會,可以擔任顧問、資政、法務諮詢、協商幕僚,也可以協助制度與經驗傳承。但當一個人離開第一線教育現場愈久,他所熟悉的工作條件與今天現職教師正在面對的環境,就可能逐漸出現距離。
今天的教師面對校事事件處理、親師衝突、行政負擔、數位治理、社群媒體、融合教育、代理教師荒、教師職業吸引力下降,以及愈來愈複雜的校園法律責任。教育現場從來不是靜止的,五年前的學校與今天可能已經不同,更遑論十年、二十年前。
因此,問題從來不是「退休教師有沒有資格關心教師權益」,而是:教師工會最重要的決策權,是否應該主要掌握在仍然承擔這些決策後果的人手上?
如果我們認為,孩子早已畢業多年的家長長期代表「現在的家長」,可能產生代表性的落差;那麼我們也必須誠實面對,離開教育現場多年的退休教師若長期代表「現在的教師」,同樣可能產生代表性的落差。
這不是年齡歧視,更不是否定任何人的歷史貢獻,而是民主組織最基本的治理問題:參與,不等於代表;經驗豐富,也不等於永久的決策權。
「我們以前也是這樣」不能成為今天的答案
世代交替之所以重要,還有另一個原因:經驗可以成為組織最珍貴的資產,卻也可能在不知不覺間成為拒絕改變的理由。
「以前我們也是這樣走過來的」、「以前沒有這些制度,我們一樣把事情做完」、「以前大家都是犧牲自己的時間做會務。」這些話的背後,或許都是一段值得尊敬的歷史,但它們不能直接成為今天制度選擇的答案。
如果前一代工會工作者曾經必須在下班後開會、犧牲休息時間、依靠熱情與使命感支撐公共事務,那麼工會努力爭取制度保障的目的,不正是希望下一代不必再依靠相同的犧牲?
如果今天已經取得更合理的會務假、減授課或其他制度空間,真正的進步應該是善用制度,建立可以長久運作的工會,而不是反過來把「不用制度、自己犧牲」視為更高尚的道德標準。
教師工會如果要求政府與學校尊重教師的勞動,就更應該從自己的組織文化開始,承認工會會務同樣是一種真實的勞動。
前輩篳路藍縷的價值,不應該是要求後來的人重新走一次泥濘的路,而是讓下一代可以走在前人好不容易鋪好的道路上。
工會民主,也需要權力流動
任何組織只要缺乏權力輪替,都可能逐漸產生路徑依賴。同一批人長期掌握制度知識、人脈、會務資訊與決策權之後,即使沒有任何惡意,也可能自然形成強大的話語優勢。久而久之,「我們以前怎麼做」可能比「現在會員需要什麼」更有力量,資歷也可能在無意間轉化成決策權威。
這不是退休教師才會發生的問題,更不是哪一個教師工會特有的現象,而是所有民主組織都必須警覺的風險。
因此,比起簡單討論「退休教師能不能擔任工會幹部」,真正值得思考的其實是制度:重要職務是否需要合理的任期與輪替?決策機關是否應確保現職教師具有充分的代表性?工會是否建立青年與中生代幹部的培育、授權與接班機制?重大政策立場形成之前,是否真正回到會員與第一線教師的意見?當組織內部出現不同聲音時,能不能被充分討論,而不是因為挑戰既有做法就被視為破壞團結?
真正的民主,不只是定期舉行選舉,更重要的是權力願不願意流動。
最好的傳承,是有一天願意交棒
教師工會當然需要前輩。沒有上一代教師運動工作者的努力,今天許多我們習以為常的教師權益,可能根本不存在。因此,世代交替從來不應該是一場「退休教師退出、現職教師接管」的鬥爭,而應該是一場角色的轉換。
退休之後,仍然可以陪著工會走,可以提供法律與政策經驗,可以協助談判,可以在重要時刻提醒後進,更可以成為新一代工會幹部最可靠的後盾。
只是,方向盤應該逐漸交出去。
因為今天站在教室裡面對學生的是現職教師;接受家長陳情、行政要求與校園制度規範的是現職教師;承受教育政策改變所帶來後果的,也仍然是現職教師。
所以,當教師工會問「誰能代表教師」,答案恐怕不能只是誰資歷最深、誰做工會最久、誰最熟悉制度。我們更應該問:
誰還站在今天的教育現場?誰正在承擔今天政策決定所帶來的後果?
經驗值得尊重,但經驗不應自動轉化為永久的權力。一個真正成熟的教師工會,不只要有能力向外爭取教師權益,也應該有能力向內完成世代交替。
退休不是退出教師運動,而是從掌舵者成為領航員。
一個前輩留給組織最珍貴的遺產,或許不是證明「沒有我不行」,而是有一天能夠放心把方向盤交給下一代,讓仍然站在教育現場的人,擁有決定自己未來的權利。
文/蔣辰平(國小教師、教育工會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