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中國對臺軍事與海上壓力已從單次軍演，逐步轉向「常態化、複合式」襲擾；2024年金門事件後，中國海警自2月起持續進入金門限制水域，海巡署統計至2024年底已達52次、204艘次；同年「聯合利劍－2024A、B」更首度把海警納入臺灣周邊聯合行動；2025年「海峽雷霆－2025A」又加入臨檢、查證識別及要域封控等科目，呈現從軍事威嚇向海上管控延伸的趨勢。
進入2026年後，國防部公布的每日動態更顯示共艦、公務船已成臺海周邊固定存在，例如7月21日至22日偵獲共艦10艘、公務船7艘；7月30日至31日則偵獲共艦9艘、公務船2艘；這種長期存在，對臺灣海軍形成的壓力，與偶發性的軍演完全不同。
老艦高負荷運轉：臺灣面對的是「持久監控戰」
面對共艦與海警持續在臺海周邊活動，臺灣海軍最大的問題不只是「艦艇數量」，更是艦齡、妥善率、維修週期與人力負荷能否支撐長期高強度戰備。
尤其海軍必須持續派遣艦艇執行監控、識別與伴航任務，若中國海軍與海警維持多點活動，臺灣勢必需要更多艦艇輪替，才能避免少數主力艦長期高負荷，這也說明國艦國造不能只被理解為「新增幾艘軍艦」，而應視為建立可持續戰備循環的國家工程。
海軍官方資料顯示，臺灣早已推動國艦國造制度，涵蓋艦艇設計流程、關鍵技術、建造程序與整體後勤支援；磐石艦更是由國內團隊合作設計、臺船建造，2015年成軍，證明臺灣已具備從設計、建造到維保的自主基礎。
國艦國造不能只追求噸位 更要打造「可持續戰力」
未來臺灣的造艦方向，第一應是快速量產、模組化與後勤共通化；面對中國海軍龐大的數量優勢，臺灣不宜只追求少數大型艦艇，而應建立不同噸位、不同任務艦艇的分層戰力，包括巡防艦、快速攻擊艦、兩棲支援艦、補給艦及救難艦，讓海軍能維持長期輪調。
第二是感測器與指管網路優先；現代海戰不再是單艦對單艦，而是由雷達、無人機、衛星、電子情報及岸基飛彈共同形成作戰網，國艦國造應把共同作戰圖像、資料鏈、電子戰及無人系統整合放在核心，而不是只比較主砲口徑或排水量。
第三則是建立戰時快速補充能力；真正的國防自主不是和平時期能造出一艘艦，而是戰時遭受損失後，仍能維修、補充零組件與快速恢復作戰能力。
向日本、韓國與美國學習：把造船轉化為國家戰略產業
臺灣可以從日本、韓國與美國吸取不同經驗；日本長期維持完整造船與海事工業體系，重視艦艇標準化、維修能量與長期建軍規劃；韓國則將商船造船產業與軍艦製造能力結合，在短時間內建立大量生產與大型軍艦設計能力；美國則值得臺灣學習其艦隊維修、後勤補保、零附件管理與作戰體系整合。
這些國家的共同點不是單純「造大船」，而是把海軍、造船廠、科研機構與供應鏈結合成完整生態系；海軍本身也已將國艦國造制度化，並將關鍵技術、設計流程及後勤支援列為政策項目。
對臺灣而言，這將產生軍事之外的效益：穩定的造艦訂單可培養人才、供應商與技術能力，使國防產業不因單一計畫結束而斷鏈。
從「有艦可用」走向「有艦可持續」：臺灣需要新的海權思維
中國目前透過軍艦、海警與公務船的多層次活動，持續消耗臺灣監控資源，國防部也明確研判，中共已透過作戰艦、潛艦、公務船及海警船，在重要航道附近實施封控與攔檢演練，並可能利用海警擴大其對臺海的管轄認知。
因此，臺灣未來造艦策略不能只以「中共多一艘、臺灣就多一艘」的數量競賽思考，而應建構「海軍＋海巡＋岸基飛彈＋無人系統」的分層海上防衛體系；海軍負責高強度戰備與制海作戰，海巡承擔灰色地帶與海上執法，無人載具提供長時間監偵，岸置飛彈則形成遠距嚇阻。如此才能把有限艦艇運用在最需要的位置。
結語
中國近年已把軍艦與海警船的常態化活動，逐漸變成對臺施壓的新工具；從金門限制水域到臺灣周邊海域，再到聯合軍演中的封控與臨檢演練，北京正測試的不只是臺灣軍事反應，更是臺灣能否長期承受海上高強度壓力。
因此，加速國艦國造的真正意義，不只是汰換老舊艦艇，而是建立一套可以長期維持、快速維修、持續補充的海軍戰力；臺灣不可能在短時間內追上中國的艦艇數量，卻可以利用地理優勢、科技能力、岸基火力與國造產能，建立更具韌性的海上防衛體系；在共艦逼近已成日常的時代，臺灣需要的不是「更多漂亮的軍艦」，而是一支能夠長期出海、持續作戰、損失後仍能迅速恢復的國家海權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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