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克多・弗蘭克爾（Viktor Frankl）與簡吉的相似之處。
差不多的年代，弗蘭克爾（1905-1997），簡吉（1903-1951）；同樣是知識分子；有留下著作，弗蘭克爾《人類意義的追尋》（Man's Search for Meaning），也一直暢銷於世界各地。他是「存在主義治療法」的代表，另一位是羅洛梅（Rollo May,1909-1994) 。弗蘭克爾還未踏入納粹恐怖的集中營之前，就已經在臨床上發展出存在主義的治療理念；而在集中營的生活體驗，更使他肯定存在治療理念的重要性。根據親身經歷，及觀察許多存在主義哲學家所表達出的意念，他更堅信：愛是人類所渴望的最終極、最崇高的目標。簡吉留下《簡吉日記》
簡吉（1903-1951），今高雄市鳳山區人，出生於1903年，家中務農。鳳山公學校畢業後，1921年，進入台南師範學校講習科。1922年3月22日，獲得「台灣公學校訓導免許狀」，取得台灣公學校教員資格，先後在鳳山公學校、高雄第三公學校從事教育工作。
維克多・弗蘭克爾（Viktor Frankl）是一位經歷納粹集中營的奧地利猶太裔精神醫學家，也是「意義治療法」的創立者；簡吉則是日治時期投入台灣農民運動，為弱勢農民發聲的知識青年。
雖然兩人的時代背景、身分與所面對的政治環境截然不同，但在面對苦難與壓迫時，他們的生命選擇與思想精神仍展現出許多相似之處。
他們的相似之三個核心：
- 對苦難的態度：弗蘭克爾拒絕虛無，在集中營的地獄中尋找生存的「意義」。
簡吉：拒絕安逸，在台灣農民的剝削淚水中喚醒「責任」 。
- 生命的重心：弗蘭克爾自我超越，為了生命之外的目標與愛人而活。
簡吉利他實踐：為了失語的底層大眾與社會公義而活。
- 自由的展現 ：弗蘭克爾精神自由，納粹奪不走人決定自身態度的權利 。
簡吉道德主體，威權壓迫下仍堅持良知與反抗的抉擇 。
他們的相似處：
一、面對苦難：拒絕絕望，將痛苦轉化為生命的使命
弗蘭克爾與簡吉都身處充滿壓迫與苦難的時代，但他們沒有因此選擇消極或放棄，而是試圖在苦難中找到自己能夠承擔的責任。
弗蘭克爾在納粹集中營中失去了親人、財產以及原本的研究成果，身體與生活受到極大的摧殘。然而，他在極端環境中仍思考「人為什麼要活下去」，並逐漸形成了對生命意義的理解。他認為，人未必能夠選擇自己遭遇什麼，但仍可以選擇自己如何面對遭遇。即使處於最痛苦的環境，人仍有可能透過對未來的期待、對某個人的愛、完成一項工作的使命，找到繼續活下去的理由。
簡吉所面對的苦難則不同。他原本可以選擇較為穩定的生活與教職，但在看見日治時期台灣農民受到殖民制度、地主與經濟結構壓迫後。沒有選擇置身事外，而是投入農民運動，為弱勢群體發聲。他將原本屬於個人的人生道路，轉變為對社會問題的積極回應。
因此，兩人的共同點並不是「遭遇相同的苦難」，而是面對苦難時，都沒有停留在痛苦本身，而是進一步思考自己能夠做什麼，以及生命應該為何而活。
二、生命重心：從「小我」走向自我超越與利他
兩人的人生都呈現出一種「超越自我」的特質；也就是不只關注個人的利益與安逸，而是將生命投注在比自己更大的目標上。
弗蘭克爾所提出的意義治療法認為，人的生命意義並不只是追求物質享受或個人利益；而可以透過愛一個人、完成一項重要的工作，以及面對無法避免的苦難來實現。這種超越個人的生命追求，可以稱為「自我超越」。
簡吉的生命實踐也展現出類似的精神。他沒有把個人的學歷、知識與前途只用於改善自己的生活。而是將自身的能力投入公共事務，參與農民組織與社會運動，為當時處於弱勢地位的農民爭取權益。換句話說，他將「個人的人生」與「社會的命運」連結在一起。
因此，兩人都展現出一個重要的共同點：人的生命價值不只存在於自我滿足，也可以透過對他人、社會與理想的奉獻而實現。
三、重視人的尊嚴與生命價值
弗蘭克爾的思想核心之一，是即使人在極端痛苦的環境中，也不應被視為毫無價值的存在。他認為人的精神仍具有尊嚴，即使外在環境受到限制，人仍然具有面對生命的能力。
簡吉所關心的則是社會中受到壓迫的農民與勞動者。他透過農民運動與社會改革，希望改善弱勢群體的生活處境，使他們不再只是被統治、被剝削的對象，而能夠擁有更公平、更有尊嚴的生活。
兩人的關注方式雖然不同，但共同指向一個核心價值：每一個人的生命都具有價值與尊嚴，不應因為身分、階級或所處環境而被剝奪。
四、精神自由與道德主體性：即使受到壓迫，也不放棄自己的選擇
弗蘭克爾與簡吉另一個重要的相似之處，是在外在環境受到限制時，仍努力維持自己的精神與道德自主。
弗蘭克爾在集中營中親眼見到人如何被剝奪自由與尊嚴。但他仍認為，人即使無法控制外在環境，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選擇自己面對環境的態度。這種精神上的自由，使人在極端困境中仍能保有人的尊嚴。
簡吉面對的則是殖民統治，以及後來的國民黨的政治壓迫。在面對不公平的制度與政治環境時，他沒有因為個人安危，而完全放棄自己的社會理想，而是持續投入反抗與社會運動。
因此，兩人都讓我們看到：真正的自由不只是外在環境給予的選擇權，也包括人在受到壓迫時，仍能保有自己的價值判斷與道德選擇。
五、將個人生命與更大的使命連結
弗蘭克爾在《活出意義來》中指出，人可以透過工作、愛，以及面對不可避免的苦難來發現生命的意義。他所強調的並不是逃避痛苦，而是在無法改變的情況下，思考自己仍能如何回應生命。
簡吉則將自身所受的教育與知識投入社會運動，把個人的理想與台灣社會的命運連結在一起。他不只是追求個人的成功，而是選擇承擔更大的社會責任。
因此，兩人的生命都呈現出一種共同的精神：當個人的生命願意與他人、社會以及更大的使命連結時，生命便不再只是「為自己而活」。
結語：跨越時空的生命對話
弗蘭克爾與簡吉雖然生活在完全不同的歷史環境中，也面對不同形式的壓迫與苦難，但他們的生命仍存在值得對照的共同點。
弗蘭克爾主要思考的是：人在無法逃避的苦難中，如何仍然找到生命的意義？
簡吉則透過實際的社會行動回答了另一個問題：當看見他人的苦難時，我們是否願意承擔責任，並努力改變不公平的環境？
因此，他們的道路雖然不同，卻都沒有選擇只顧自己的安逸，而是將個人的生命與更大的價值連結起來。弗蘭克在集中營的苦難中尋找「活下去的意義」，簡吉則在社會的不平等中尋找「行動的責任」。
簡單來說，弗蘭克爾著重的是人在苦難中，如何找到生命的意義；簡吉則更著重透過社會行動改善不公平的環境。兩人的共同點則在於：即使身處艱難的時代，他們仍努力堅持自己的信念，並希望讓生命不只是為自己存在，而能為他人與更大的社會價值帶來意義。
他們的生命提醒我們：苦難本身未必都具有意義？但人在苦難中所做出的選擇，卻可能讓生命活出而產生意義。
即便是在痛苦與絕望中，人仍然可以發現自已生命意義；他有機會發現生命的最深刻的意義，即苦難的意義。
弗蘭克爾指出，生命可以從三個方面獲得意義，第一，從我們所給予生活的東西中，即我們的創造物中；第二，從我們從世界所索取的東西中，即我們認為有價值的事情上；第三，從我們對命運所採納的立場上，這一立場是我們深信不
可改變的。此外，從生存的悲劇性經驗中，從痛苦、死亡和罪疚中，也可找到生命意義。
上述意志自由、意義意志和生命意義這三個基本假設，構成弗蘭克爾意義療法的理論基礎，三者缺一不可。
簡吉曾說「我們須提高我們的階級意識，而結成廣大的堅固的團結，來獲得我們的生存權。」
「簡吉對台灣的民族感情，以及對底層農工的同情，這兩種愛是他一生的寫照。」
「我們須提高我們的階級意識，而結成廣大的堅固的團結，來獲得我們的生存權。」
弗蘭克爾說，談論上帝意味著使存在成為了一個事物。人格化就會是合理的，換言之，人無法談及上帝，但是他可以對上帝講話。他可以祈禱。 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在他最著名的書著名句子是：「對於那些不能言說的，必須保持沉默」它已被翻譯成許多種語言。對於不能談論的祂，必須對祂祈禱。
期待通過簡吉與弗蘭克爾的一生，所遇到的苦難、受苦，學習他們一生美好生命的意義。能找到自己，人生的生命意義。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