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總統日前以「AI紅利，全民共享」為由，宣布明年初將普發現金一萬元，儘管發錢沒人敢會反對，但以綁定下一年度總預算的型式規劃，復以執政黨過往對普發政策極盡謾罵之能事，新仇加舊恨，免不了還是引發朝野間的唇槍舌戰。
筆者認為，從「普發一萬」的今昔對照，到當下在野陣營競相加碼的過程，反應出來的，其實正是現階段台灣政治陷落「施政無方，監督無度」的寫照。
普發政策，到底是「政策買票」、還是「紅利共享」？
將時序拉回一年前的大罷免前夕，當時在野陣營在立法院主導通過普發一萬元的法案，引起執政黨強烈抨擊。執政黨當時直指該提案是典型的「政策買票」與「錢坑法案」，並認為大罷免最終之所以「大烙賽」，與普發現金所帶動的民意轉向脫離不了干係。
對照當下，眼看年底九合一選舉將至，執政黨卻以「AI經濟紅利共享」為名宣布普發一萬元。若按照執政黨過去的論述邏輯，在敏感時間點推行普發政策，是否同樣有如法炮製、大行政策買票之嫌？當政策運用的時間點與政治利益高度相關，政策本身的合理性便難免遭到社會質疑。
從普發一萬今昔對照的荒謬感，正突顯出台灣當前民主運作的扭曲，又民主之所以陷入困境，其實執政與在野都該各打五十大板，截因於執政者習慣將反對意見標籤化，而監督者則傾向將立法權極大化，才會讓政治僵局持續懸而未解。
執政黨的「認知作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政策本身是中性的，針對公共資源如何分配，朝野本可理性辯論。然而近年來，凡是在野陣營提出的主張，執政黨往往先預設其為負面動機，繼而透過四面八方的廣宣途徑，發動認知作戰：
涉及財政：一律指責為「窮台」、「掏空國庫」。
涉及文化：動輒批判其「滅其歷史」、「去本土化」。
涉及國防外交：直接不客氣地扣上「中共同路人」的帽子。
以普發一萬元為例，執政黨宣稱因今年AI產業爆發帶動稅收成長，故發放有其正當性。然而，台灣半導體與AI供應鏈的強勁利多，早在前年第四季至去年初就已顯現，當年在野黨提出相仿的經濟條件時，執政黨卻以「掏空下一代」、甚至「習維尼指定」等辛辣用語猛烈撻伐。
今昔對照，大抵相仿的時空背景，幾乎一致的政策主張，當年的提案真有如此邪惡？國家真有因此弱化？這種「在野提出是毒藥，執政採行變良藥」的雙標邏輯，嚴重削弱了政府施政的正當性。
在野黨的踰矩監督：踩在行政紅線上的立法權擴張
視角轉到立法權，在野陣營在監督上也呈現著「有失節度」的傾向。近期韓國瑜與卓榮泰兩院院長，因憲法上的權力分立見解有過幾次的言詞交鋒，韓認為「兒童未來帳戶」等法案行政院不該拒絕副署，卓院長則堅持該法案大幅增加支出、侵犯行政權的預算編列權限，拒絕副署絕對具有正當性。
誠然，憲法設計行政院長的副署權，本意或許在於制衡總統；但行政院如今將其作為對抗立法院的工具，某種程度上則可解讀為「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權宜之計。檢視本屆立法院在野多數的作為，確實經常踩在行政與立法的紅線上行使權力。
正規的立法程序，多由行政院研擬院版法案送審，立法委員再依各自專業與地方民意提出修正對案，最終產出不悖離行政院政策邏輯、又兼具在地聲音的版本。但如今，在野陣營往往跳過行政機關擬定版本自行提案，並以「對人民更好」為名強行通過。每項政策背後都是資源配置，在缺乏精確財政估算與行政執行細節的情況下，硬要叫行政機關吞下，不僅窒礙難行，亦有侵犯了行政權主導預算籌劃之嫌。
在賴總統宣布普發一萬元後，近期在野陣營甚至加碼提出發兩萬、甚至三萬元的倡議。縱使國庫短期有財源可支應，其代價必然也是得排擠重大基礎建設與前瞻產業發展經費。在當前AI基礎建設仍需擴大投資的當下，將資源全數發發放，未必符合國家的整體利益。
加上先前針對軍警加薪修法、兒童未來帳戶等案，均展現出試圖將立法權極大化、逼迫政府成為立法院「行政局」的企圖。缺乏更為嚴謹合宜的財政論述，僅憑民氣想要強行輾壓行政權，實在難以說服多數理性的中間選民。
結語：回歸憲政常態，各退一步又何妨？
「行政主導政策，立法主責監督」，是民主憲政體制運作的常態。
當前臺灣的政治亂局，源於執政黨慣於透過側翼與輿論「監督在野黨」，將合法的監督舉措，污名化為對國家主權的滋擾，並試圖以扣帽子的手段，降低對手的監督力度。相對的，在野黨則是不甘於僅能在預算案進行刪凍（刪凍預算又常被指責為癱瘓政府），轉而嘗試透過制定明確的法案細節，變相「框定預算」，逼迫行政機關照單全收。
這種踩在權力分立紅線上的對抗，讓政局持續陷入消耗戰。國家是全體國人的，為民主秩序與永續發展著想，朝野領袖是否具備「各退一步」的政治智慧與胸襟？退一步究竟是輸了，還是能為台灣換來海闊天空的良善治理，端看當前各黨領導人的政治修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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