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油事件延燒至今，又出現新的爭議。台糖表示，今年五月即驗出原料苯駢芘超標，但因檢出的是半成品原料，而非最終產品，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並無法定通報義務，因此未立即對外公布。
若回到現行法制架構觀察，類似的法律邏輯，其實同樣適用於地方政府。依《食安法》，地方依法負有食品查驗職責，但苯駢芘並非逐批檢驗項目，而是採風險抽查制度。也就是說，地方政府依法並無逐批查驗所有油品的義務，法律也未要求全面普查。
於是，一個治理上的矛盾浮現：中央主張依法無須通報；地方則主張依法無須全面查驗。雙方都能援引法律說明自身並未違法。然而，人民真正關心的從來不是「有沒有違法」，而是「有沒有盡責」。
事件發生後，中央認為地方若多盡一分心力，或許能提早發現問題；同樣地，若台糖在驗出異常後，即使法律未強制規定，也主動通報，是否也能更早追蹤、下架產品，降低社會風險？這正突顯法律底線與治理責任之間，仍存在值得檢討的落差。
法律劃定的是最低義務，不應成為治理的最高標準。食安治理需要的是風險管理，而不是責任切割。若每一環節都只做到法律要求的最低限度，再以「依法沒有義務」回應質疑，食安防線終將出現漏洞。
行政機關對法律的解釋，不等於最終法律判斷；相關責任是否成立，仍應由司法依法認定。更重要的是，民主政治還有一種責任，由人民作最後評價。重大食安事件真正考驗的，不只是法條適用，更是政府是否展現主動預警、誠實揭露與持續改善的治理能力。
食安制度存在的目的，不是讓中央與地方各自證明「依法沒有違法」，而是共同降低人民承受風險的可能。法律可以劃定責任底線，治理卻不能停留在底線；因為人民期待的，從來不是政府證明自己沒有違法，而是證明自己已經盡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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