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台灣熱播韓劇《鐵拳教育》，此劇描繪學生利用網路社群霸凌、瓦解教權的現象。事實上這在台灣並非單一個案，台灣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曾召開公聽會，全國教育產業總工會發言指出，現行體制為惡意濫訴大開後門，導致全台教師深陷網路霸凌恐懼中，短短3年間教職員工自殺、自傷案件竟暴增3倍。
而在台灣與國際，校園公審與霸凌惡行被合理化的真實案例，往往以「網路正義」為名，實則對受害者造成嚴重的二次傷害。
在台灣與國際的校園中，有下述典型將「公審與霸凌」包裝成合理行為的真實案件。第一為新北市某國中班導師，以「全班集體公審」代替霸凌調查。一位國三學生因為勸同學上課不要講話太大聲，放學後書包竟然被惡意丟進資源回收桶。家長向班導師反映孩子遭到霸凌，希望學校介入。班導師認為學生已經國三、快要畢業了，不想把事情鬧大或走繁複的官方調查程序。為了快速取得資訊，導師竟然叫全班同學當場書寫「現況描述書」。
但這種做法演變成全班集體引導、公審受害學生的狀況，帶頭檢討受害者，認為是受害者「自己太白目」才會被丟書包。這種「為了班級和諧、快點畢業」的藉口，直接合理化了集體審判的校園暴力，導致孩子身心嚴重受創、不敢上學。
第二為高雄教師墜樓案衍生，學生與家長利用「錄影與網路群組公審」逼死老師。高雄某國小一名自然科教師，長期面對班上部分行為失控、會無差別言語挑釁的學生。在一次衝突後，家長與學生集體發動攻勢，甚至發生學生「自己撞牆卻反告老師推人」的惡劣指控。該名教師最終承受不住家長濫訴與行政壓力，不幸在返校時墜樓身亡。
也出現學生和家長在課堂上對老師進行現場錄影、斷章取義，並上傳到家長通訊軟體群組進行「群組公審」，他們將這種公審行為合理化為「維護學生受教權」和「監督不適任教師」。此為典型的「合理化集體獵巫」。利用高道德標準作為武器，將錄影公審包裝成正當的監督，讓教學現場變成可怕的修羅場，使得教師失去安全感，最終釀成悲劇。
第三為在國際加拿大知名私立女校，以「維護學校名譽」為由開除受害者。一名就讀二年級的女學生，在校內長期遭到同學暴力毆打，甚至被打到流鼻血。女學生的父親憤而向校方多次強烈抗議，要求嚴懲霸凌者並保護女兒。 校方非但沒有處理霸凌者，反而認為這位父親不斷抗議的舉動是在「騷擾師生」，破壞了學校的寧靜與秩序。校方最後以「維護校園安全與秩序」為由，直接將這名被霸凌的女兒勒令退學。而學校將「息事寧人」和「保護學校名譽」合理化，把提出問題的吹哨者和受害者視為麻煩製造者。透過懲罰受害者來解決問題，此為國際上非常惡劣的校園行政霸凌案例。
也曾遭遇這種將善意分享扭曲為炫耀、並透過集體公審來合理化霸凌的處境，但這絕對不是受害者的問題，而是環境中部分群體的心理失衡與群體盲從所致。在封閉環境中，學生間的資源競爭、畢業壓力，往往容易引發嚴重的「螃蟹效應」（Crab Mentality）——當一隻螃蟹快爬出竹簍時，其他螃蟹就會把它拉下來。
集體公審時，大家最喜歡找受害者的缺點，例如他脾氣也不好、他上課愛管閒事，用「一個巴掌拍不響」來幫加害者脫罪。而在Line群組或社群軟體上，帶頭公審的人往往會貼上「我是為了大家好、我是在糾正錯誤行為」的標籤，讓參與公審的群眾誤以為自己是在伸張正義，進而模糊了集體霸凌的本質。
面對這樣令人窒息的惡意，是有其背後的心理機制，當因嫉妒而發起公審時，他們通常透過以下心理防衛機制來讓自己的惡行「合理化」。當看到同學表現優秀、或分享正面成果時，部分學生因自身壓力或能力不足產生焦慮。為了消除這種痛苦，他們選擇否定你的價值，把「優秀的分享」貼上「愛炫耀」的標籤。
另外，這也是道德收養（Moral Justification）現象，霸凌者需要一個正當理由。他們會把你的言行放大檢視，扣上「高傲自我」、「不顧他人感受」的帽子。這樣一來，他們的排擠與公審就變成了「替天行道」的正義行為。
最後為群體極化（Group Polarization），在封閉的群組和教室裡，只要有一個人開始帶頭批評，其他人為了融入群體或宣洩自身壓力，就會跟著附和，導致敵意像滾雪球一樣越來越大，最終演變成合理化毫無依據的集體霸凌惡行。
合理化公審霸凌惡行，是否過了十數年，還死不悔改，不承認錯誤行為和好好進行修正呢？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