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媒體曾經有一段「追逐政治人物家屬」的黃金年代。陳幸妤大概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當年她赴美國參加牙醫考試，台灣媒體甚至跨海跟拍，從機場、飯店一路追到考場；她在異國街頭不堪媒體追逐而情緒失控，反而又成為新聞畫面。多年後回頭看，這不只是陳幸妤個人的遭遇，更是一個值得台灣新聞界重新檢視的案例。
政治人物當然應該接受媒體監督，但政治人物的家屬是否因此就失去了私人生活的界線？這兩件事情不能混為一談。若家屬本身涉及政治獻金、利益輸送、財產異常、政策利益或其他明確公共利益，媒體當然應該追查；但如果只是因為「他是總統的女兒」、「他是政治人物的妻子」，就認為對方的一舉一動都具有新聞價值，那麼媒體監督就很容易變成對私人生活的消費。
更值得注意的是，當年的媒體人其實並非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有人曾公開反省跟拍文化，質疑記者為了取得畫面而不斷追逐、圍堵，究竟是在履行新聞職責，還是在製造一種全民圍觀。問題是，十多年過去了，這種文化真的消失了嗎？還是只是從電視新聞轉移到網路媒體、即時新聞與社群平台？
今天的媒體環境甚至更加嚴峻。點閱率、流量、即時性成為新聞競爭的重要指標，而政治人物家屬往往比政策細節更容易引起注意。一句話、一張照片、一個行程，都可能被拆解成數則新聞。媒體不必然是在追查一件事情，而可能只是因為「大家想知道」，便認為它值得報導。
然而，公眾好奇並不等於公共利益，這應該是媒體最需要守住的界線。公共人物的身分越高，越需要接受公共監督；但公共監督的對象應該是權力、利益與責任，而不是一個人的全部人生。政治人物不能以隱私權阻擋合理的公共監督，同樣地，媒體也不能以新聞自由作為窺探私人生活的無限通行證。
更何況，當媒體資源越來越有限，真正值得問的反而是：我們究竟把記者的人力與時間用在什麼地方？是追著政治人物的家屬問一句沒有實質內容的話，還是花幾個月調查一項政策、一筆公共支出、一個利益網絡？前者容易得到流量，後者才真正具有新聞價值。
陳幸妤當年被一路追到美國，已經成為台灣媒體史上一個具有象徵性的畫面。今天重新回顧這段歷史，並不是要替任何政治人物或其家屬要求媒體「不要報導」，而是希望新聞界重新問自己一個最基本的問題：我們為什麼要報導？
如果答案是因為它涉及公共利益，那就應該勇敢追下去；如果答案只是因為大家很好奇，那麼媒體也應該有勇氣說：這不是我們該追的新聞。
新聞自由真正珍貴的地方，不在於媒體什麼都可以追，而在於媒體知道什麼值得追、什麼不值得追，以及什麼時候應該停下來。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