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能安全委員會(簡稱核安會)已於8月1日在核三廠所在地恆春鎮舉行第二次的「核安會審查核三廠運轉執照換發案」地方說明會。沒有太意外的，公共討論迅速再次回到熟悉的二元對立：供電壓力與安全疑慮。然而，在這些表層爭辯之下，一個更根本、卻長期被迴避的問題是—這項決策究竟建立在什麼樣的制度基礎上？又由誰負責承擔？

環境部長彭啓明曾在回應核電重啟是否需要環評時表示「沒有立場」。這種表面中性的說法，實則揭示更深層的制度斷裂：當涉及重大風險的能源決策時，負責環境把關的主管機關，竟不對制度適用性作出明確判斷。這不是技術問題，而是制度責任的缺位。

核電重啟不只是技術問題，更是法律與政治責任

依照現行制度，新建電廠必須接受完整環評，從設計、安全到事故風險進行全面檢視。然而，對於已運轉數十年的老舊核電廠，卻可能透過延役或重啟機制，在未經同等標準審查下繼續運作。本質上，是允許政府以「舊規則」回應「新風險」。

問題不在於核電本身，而在於制度是否一致。如果新建核電幾乎不可能在低門檻審查下通過，為何老舊機組反而可以適用較低標準？這樣的落差，並非偶然，而是制度選擇。

當「沒有立場」成為立場

「沒有立場」並非中立，而是將判斷責任向外移轉。環評制度的核心功能，在於為重大公共風險提供專業門檻；當主管機關放棄制度守門人的功能，實際上就是讓決策得以繞過應有審查。當核電延役涉及設備老化、極端氣候、地緣政治風險與核廢料治理，卻無須重新完整評估，這不是行政彈性，而是制度退讓。

風險沒有消失，只是被重新分配

支持核電重啟的論述，多以能源安全為理由。但能源安全本質上就是風險分配。當政府選擇延役，實際上是在承擔更高的不確定性。問題在於：這樣的風險是否被清楚說明？是否經過制度檢驗？又由誰承擔？核電的特殊性，在於其風險一旦實現，具有跨世代與不可逆的特性。若決策未經透明化、公開的檢證，所謂能源政策，可能只是風險再分配的政治操作。

制度是否已落後於風險？

核電廠設計於數十年前，其風險評估建立在過去條件之上。然而今日的環境已然改變：極端氣候頻率上升、地緣政治風險增加、基礎設施成為潛在攻擊目標。在這樣的背景下，若仍沿用舊制度，等同使制度落後於風險。延役的根本矛盾在於：讓過去可接受的風險，在新條件下繼續存在，卻未更新評估框架。當制度出現空白，政策就可能以最低責任的方式前進，而風險卻以最高代價被承擔。

制度空白與責任缺席

核電延役決策多由行政主導，但立法與監督機制未同步強化。當延役涉及整體風險條件變動，現行制度是否仍足以回應？若答案不清楚，延役就不只是政策選項，而是在制度空白中運作的決策模式。這樣的模式，問題不只在風險本身，更在責任難以追究。

政策可以選擇，但制度誠實不可退讓

能源政策可以辯論，但制度誠實不可退讓。若政府認為延役必要，就應提出符合當代風險的審查機制：是否重啟完整環評？是否建立更嚴格標準？是否明確界定責任？而不是使決策停留在形式合法、實質不足的狀態。

結語：核電重啟的核心，是責任

當我們討論重啟核電，真正的問題不是「能不能」，而是「誰負責」。這種背書，不能建立在「沒有立場」之上。它必須被說清楚、被制度檢驗，也必須能被追究。否則，「延役」將不只是技術語言，而會成為制度繞道的代名詞。而當制度被旁繞時，風險就不再只是可能，而是正在累積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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