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重大公共危機，都可能成為制度改革的契機，也可能被政治動員所消耗。近期毒油事件延燒，各界究責聲浪不斷，中央與地方互批責任，街頭抗議持續升高，食安議題也迅速從食品安全問題轉變為政治攻防。然而，比誰該負責更值得追問的是：當公共危機來臨，我們究竟是在修補制度，還是在放大對立？
食品安全本質上是一項高度依賴中央與地方協力治理的公共工作，而非任何單一機關可以獨力完成。依法，中央負責風險評估、跨縣市資訊整合、產品流向追蹤及統一應變標準；地方則負責第一線稽查、追查來源、封存問題產品、命令下架及裁罰業者。兩者分工不同，卻共同承擔維護食品安全的法定責任。
因此，地方政府固然可以要求中央提高資訊透明度、檢討風險溝通與應變速度；但依法握有第一線查核權限，也不能將所有責任完全推回中央。權力伴隨責任，法律既已授權地方主管機關執行查核，就應即時採取必要作為，而非等待政治攻防告一段落後才履行職責。
民主政治容許批評，也保障集會遊行的自由；但行政首長一旦肩負治理責任，就不能只有政治角色，而沒有行政責任。若原本應接受治理檢驗的行政首長，逐漸轉化為街頭動員的政治倡議者，公共討論便容易從制度改善轉向責任歸咎，使真正需要改革的治理問題退居其次。
「逼我吃毒油」之所以具有高度傳播力，在於它將複雜的治理問題簡化為受害者敘事。這類口號能迅速凝聚情緒，也容易形成政治共鳴；然而，食品安全牽涉供應鏈管理、風險評估、檢驗程序、資訊揭露及跨機關合作，絕非一句口號即可說明，更不可能透過政治動員獲得解決。
從疫情、缺蛋到能源與食安，近年重大危機幾乎都重演相同劇本：政治攻防快於制度改革，情緒動員多於治理反省。危機過後，資訊共享、跨機關協調、風險溝通及監督機制等真正需要改善的問題，往往依然停留原地。
公共治理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大的政治聲量，而是更高的制度執行力。中央應持續提升資訊公開速度，清楚說明風險評估依據與產品流向；地方則應善用法定權限，強化稽查效率，及時公布查核成果。唯有中央與地方各自善盡法定責任，才能真正降低風險，而非陷入無止境的政治究責。
民主需要競爭，也需要監督；但公共危機不能只剩政治競爭。當每一次危機都迅速演變為政黨對立與街頭動員，真正被消耗的不只是政府公信力，更是人民對制度能否解決問題的信任。
成熟的民主，不是在危機中尋找敵人，而是在危機中修補制度；成熟的治理，不是讓情緒取代專業，而是讓制度回應人民的不安。唯有讓政治回歸治理、讓治理回歸制度，公共危機才能成為改革的起點，而不是一次又一次撕裂社會信任的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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