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台灣食安史，2014年爆發的頂新劣質油事件，至今仍是社會與食品產業難以抹滅的集體記憶。當時，頂新集團曾宣布捐贈三十億元成立食安基金，希望平息社會爭議，但政府明確指出，不應以企業捐款取代法律責任。隨後，政府結合消保官、消基會及司法機關推動團體訴訟，並透過資產保全措施，避免企業脫產，為受害消費者與下游業者爭取求償機會。

 

十二年後，中聯油脂事件再次暴露食品供應鏈的脆弱。上游原料發生問題後，受影響的不只是製造業者，更包括下游品牌、食品加工廠、餐飲業者及消費者。值得思考的是：當重大食安事件發生時，如何建立一套能夠迅速保障下游權益的制度，而不是每次都依賴政治協調或行政施壓。

 

近期朝野提出不同修法方向。藍營主張透過行政介入，要求上游業者立即負起退貨與補償責任，並研議建立鼓勵業者及早通報的法律機制；綠營則主張將下游救濟、資產保全及求償程序直接納入《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讓受害業者的權益保障有明確法律依據，而非視個案由行政機關協調處理。

 

從公共政策角度觀察，後者更符合現代法治國家的治理方向，原因有三。

首先，下游補償應由制度保障，而非依賴行政協調。重大食安事件發生後，政府可以召開協調會議，也可以要求企業善盡社會責任，但行政首長的協調能力無法取代法律制度。若每一次事件都必須依賴政治壓力，將造成不同案件適用不同標準，也容易引發公平性爭議。唯有建立明確的法定救濟程序，才能讓所有受害業者獲得一致保障。

 

其次，資產保全應成為求償制度的重要一環。過去重大食安事件中，不少中小企業因產品下架、退貨、停工及商譽受損而面臨龐大損失，即使日後勝訴，也可能因加害業者資產不足或已遭處分而難以獲得實際賠償。因此，對於涉嫌重大違法且可能造成大量受害者的案件，依法運用假扣押、假處分等民事保全制度，並依現行法律採取必要的行政保全措施，可降低脫產風險，提升後續賠償的可執行性。制度重點不在提前處罰，而在確保未來的法律救濟不致落空。

 

第三，建立合理的獎懲機制，才能改善食品安全治理誘因。對於主動通報、配合預防性下架、完整保存紀錄並協助調查的業者，可考慮建立適當的行政誘因；反之，若明知產品可能危害食品安全，仍故意隱匿、延誤通報或持續出貨，則應依法從嚴究責。讓誠實者受到保障、違法者付出代價，才能促使企業將食品安全視為經營核心，而非事後補救。

 

食品安全涉及高度複雜的供應鏈，任何一家企業都可能因上游原料問題而遭受波及。因此，法律保障的不只是消費者，也應包括善意且依法經營的下游業者。唯有建立完整的補償、保全及救濟制度，才能降低食安事件造成的連鎖衝擊，維持產業正常運作。

 

2014年的頂新事件，讓台灣學會了食品安全不能只靠企業自律；2026年的中聯油脂事件，則提醒我們，下游補償不能再依賴個案協調，而應回歸法治制度。未來食安改革的重點，不是每次事件後重新討論誰該負責，而是建立一套能迅速保護受害者、穩定供應鏈、兼顧公平與效率的制度，讓食品安全治理真正從危機應變邁向制度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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