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爆发的中聯油脂案，大豆沙拉油中被檢出致癌物苯駢芘超標。這種製程中的系統性污染或原料摻偽，往往存在於工廠密閉的廠房與複雜的配方表中，外部稽查人員若無具體線索，極難在常態抽驗中發現。這再次證明了內部從業人員的揭弊，是維護食品安全最不可或缺的防線。為此，在本次《食安法》修法攻防中，國民黨智庫特別針對「吹哨者保護」提出一項重大的法制變革：在食安法中增訂「推定條款」，將舉證責任轉換至雇主。亦即，當員工檢舉食安違規後，若遭遇解雇、降職、減薪等不利處分，法律上將「推定」該處分是雇主的秋後算帳，除非雇主能提出確鑿證據，證明該人事調整與檢舉事件完全無關。
這項修正案的法理基礎在於翻轉傳統訴訟中「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旨在打破勞資雙方在資訊、資源與權力上的絕對不對等，讓弱勢的員工敢於站出來揭發黑心黑幕。然而，從民事訴訟法理與企業實務管理的動態平衡來看，「舉證責任轉換」是一把極其鋒利的雙刃劍，必須在條文設計上進行精密限縮，以防範潛在的制度性濫用。
在現代法治社會中，舉證責任的轉換屬於法理上的「例外原則」，通常只出現在公害污染、醫療糾紛或消費者保護等受害者極難取得專業證據的特定領域。在勞資關係中引入「秋後算帳之推定」，雖然能對不法雇主產生強大的威懾效應，但在實務上，卻也可能被誤用為勞資爭議中的策略性工具。
試想一項企業常見的管理情境：某位食品廠員工因為長期出勤不正常、工作表現低落，或違反工廠衛生安全規範，已經進入公司人力資源部門的觀察或資遣評估名單中。該員工若提前得知自己即將被解雇或調職，為了保住工作或爭取更高的資遣費，極可能利用職務之便，將工廠內部常見的、尚在可容許範圍內的常態性製程波動，或是未經證實的內部檢驗草案，向衛生局進行「食安舉證」。
一旦該員工完成了「舉證／檢舉」的動作，這面法律保護傘便瞬間張開。此後，企業對該員工進行任何常態性的績效考核、職職調整甚至依法資遣，都會在法律上被直接「推定」為不法的報復行為。此時，舉證的皮球完全踢給了雇主。然而，要企業去「證明一件沒有發生的動機」（證明自己內心沒有報復的意圖，而是純粹基於績效），在法律實務上的難度極高。這將導致企業在內部人事管理上陷入全面癱瘓，甚至引發企業內部的道德風險，使得認真工作的員工感到不公。
為了避免食安吹哨者機制流於形式，同時不破壞企業合法的管理權，修法在條文精細度上必須有更嚴格的配套措施。
首先，必須明確界定「檢舉內容的實質性與合理相信」。吹哨者必須基於客觀的事實或具體數據進行檢舉，若事後證實屬於惡意捏造或毫無根據的猜測，應立即解除推定條款的保護，並賦予企業追究其民刑事責任的權利。其次，應引進「獨立審查程序」。當勞資雙方對於處分原因產生爭議時，應由勞動部與衛福部共同組成外部專家委員會進行初步審議，檢視雇主提出的人事考核紀錄是否具備長期的連續性與合理性，而非直接讓雙方在法庭上進行毀滅性的訴訟。唯有將吹哨者保護建立在客觀、理性的法理框架下，才能真正保護到那些秉持良心、冒著風險揭弊的真吹哨者，同時維持產業社會的勞資平衡與健全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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