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油事件持續延燒，中央與地方卻將焦點放在彼此究責。台北市長蔣萬安批評中央延後公布資訊、下架標準反覆，甚至質疑有「蓋牌」之嫌；中央則認為地方依法本就負有第一線查核責任。雙方各執一詞，也讓社會更加困惑：食安危機發生時，到底該由誰負責？

其實，答案並不在政治口水，而早已寫在《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之中。這從來不是一道「中央或地方誰負最終責任」的二選一，而是中央統籌、地方執行、依法分工、共同承擔責任的治理架構。

依現行法制，地方政府本身就是食品安全主管機關。面對轄內業者，依法具有稽查、抽驗、追查原料來源與產品流向、調閱資料、封存疑似產品及裁罰等權限。因此，即使尚未取得中央完整資訊，也不能因此停止查核，更不能完全被動等待中央通知。

同樣地，地方政府依法也得採取必要的預防性措施。只要已有具體事證，足以合理懷疑產品使用問題油品，即可依法先行停止販售、封存產品，以避免食品風險持續擴散。但預防性措施仍須建立在科學證據與比例原則之上，不能不分油品使用比例、製程差異與實際暴露風險，一律全面下架；若採取較高強度的管制措施，更應向社會充分說明其法律依據、風險評估及科學基礎。

相對地，中央提出所謂「20%」判斷標準，也不能只是公布一個數字。這項門檻究竟建立在哪些毒理研究、暴露評估與風險管理原則？地方如何據以查核？若加工食品未標示油品比例，第一線稽查人員又該如何認定？中央不僅應訂定標準，更有責任公開標準形成的科學依據與執行方式，才能讓地方依法執法，也讓社會真正信服。

更重要的是，食用油供應鏈往往跨越多個縣市。地方政府能掌握轄內業者，卻難以全面追蹤全國產品流向。因此，中央最重要的治理責任，在於整合各縣市資訊，建立完整流向資料，統一風險判定與下架標準，並即時公開問題產品名單，讓地方有所依循，也讓民眾獲得一致且可信的資訊。

因此，地方要求中央儘速公布完整資訊、說明風險判定與下架標準，確有其正當性；但地方若因此把所有責任推回中央，也不符合現行法制。地方仍須依法立即查核、封存、追查與回報，不能等待中央指示才開始行動。

這次事件真正暴露的，不是中央沒有權限，也不是地方沒有權責，而是制度設計原本要求中央與地方共同治理，卻在政治攻防中，各自強調對方應承擔更多責任，反而削弱了制度本應發揮的合作功能。

食安事件最怕的，從來不是中央或地方權責不清，而是彼此等待、互相卸責，讓風險在行政空窗中持續擴散。真正成熟的治理，不是出了問題先追究誰該負責，而是讓中央及時整合資訊、統一風險判定與決策，地方立即查核、追蹤、封存與回報，形成無縫合作的防線。唯有制度真正運作，而不是政治彼此攻防，人民才能相信，每一次食安危機，都有人在第一時間守住食品安全，而不是忙著推卸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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