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talk新聞] 2,000億成長津貼的制度沉思：齊頭式普發與被遮蔽的貧窮黑數

賴清德總統於就職兩周年之際，宣布每年預算高達兩千億元的「0至18歲每人每月5,000元成長津貼」新人口對策，並搭配「兒童未來帳戶」儲蓄機制，企圖透過國家力量為下一代存下人生的第一桶金。這項政策展現政府面對少子化危機與照顧青年世代的強烈意願。然而，當我們將這項「不排富、齊頭式」的巨額補貼，放入台灣當前的總體經濟分配、社會救助安全網與財政結構中交叉檢視，卻不免讓人憂心：這項政策是否正與台灣更深層的制度畸形擦身而過？

第一層剖析：嚴苛社救法 vs 慷慨成長津貼的體制性矛盾

台灣在國際數據上，法定低收入戶比例僅占總人口約 1.3%，看似全球貧窮率最低的國家之一。但基層社會組織與學界早已指出，這個亮麗的帳面數據，完全是現行《社會救助法》嚴苛且不合時宜的審查門檻所堆疊出來的。

若以國際常用的「相對貧窮」（低於全國可支配所得中位數的 60%）來定義，台灣實際面臨生活困境的邊緣戶人口比例高達12%至13%（約 250 萬至300 萬人）。

制度的矛盾之處正在於此：政府一方面對真正溺水、需要救助的數百萬貧窮邊緣戶斤斤計較、嚴格防弊；另一方面卻在「成長津貼」上採取完全不排富的齊頭普發。當高收入家庭與三餐不繼的弱勢家庭每月領取同樣的 5,000 元時，這項政策實質上已弱化了社會福利「財富再分配」的核心功能，難以真正紓解青年的「體感貧窮」。

第二層剖析：要素所得份額失衡，補貼難掩薪資與經濟脫鉤

政府之所以傾向依賴後端的現金補貼來減輕年輕人的生活壓力，根本原因在於前端就業市場的「要素所得份額（Factor Shares）」出現了長期向資本傾斜的結構性失衡。

根據行政院主計總局最新修正及初步統計的國民所得數據顯示：

數據清楚揭示，儘管 2023 至 2024 年因全球庫存去化、國內服務業復甦調薪，讓兩者差距微幅縮小，但勞工報酬占比依然在 44% 左右的歷史低檔徘徊。對比 1990 年代初期台灣勞工報酬占比曾高達 50% 以上的榮景，目前的整體分配結構依舊呈現「經濟成長，勞工分得少」的長期低迷。

由於台灣近年經濟成長高度依賴半導體等資本密集產業，且海外三角貿易接單比重高，導致企業獲利難以有效、大範圍地滲透至一般基層與服務業勞工身上。政府在產業結構上若無法促使企業實質提高勞務報酬，轉而在後端用公共財政發放津貼，實質上只是在為扭曲的薪資結構進行微弱的「事後補貼」，無法從根本解決青年的經濟困境。

第三層剖析：超低租稅負擔率下的財政資源錯置

年砸兩千億元的巨額預算，錢從哪裡來？雖然政府強調台灣 GDP 規模已超過 32兆元，財政完全可以支應。但無法迴避的現實是，台灣長期處於低稅負結構，2024至2025年的租稅負擔率（賦稅收入占 GDP 比重）僅在13.2% 至 14.7%之間，遠低於日、美、韓及歐盟國家。

更嚴重的問題在於稅收結構的扭曲。我國財政高度仰賴少數科技業的營所稅（約30%）與受薪階級的綜所稅（約20%）；相反地，不動產、資本利得與財產持有端的實質有效稅率長年偏低。這種「受薪階級負擔相對沉重，資產交易稅率偏低」的結構，導致國家整體財政資源在面對長照、醫療、住宅、育兒及年金的多重衝擊下，本就顯得捉襟見肘。

在公共財政預算有限的排擠效應下，政府若不將這筆珍貴的財政資源，優先拿去修改《社會救助法》以接住邊緣戶、擴建社會住宅、或改善兩性職場的托育環境，反而選擇最容易執行卻最缺乏邊際效益的「不排富普發金」，這在政策工具的優先順序上，顯然有待商榷。

結論：由後端治標走向前端治本，健全國家韌性

每年2,000億元的成長津貼，對富裕家庭而言，可能只是多了一筆非必要的投資基金；但對真正深陷體感貧窮的年輕家庭來說，卻連填補高房價泡沫與通膨的缺口都不夠。青年世代與下一代孩子需要的，並非後端的現金安慰劑，而是前端核心制度的健全與正義。

要真正重塑國家韌性，賴政府的人口新戰略必須由治標走向治本，啟動以下三大結構性變革：

1. 導正薪資分配失衡： 強化並放寬針對 35 歲以下成家青年之基層員工的「加薪抵稅」誘因，引導企業利潤實質回流年輕勞工。
2. 抑制房價泡沫炒作： 嚴格落實囤房稅 2.0、限制預售屋短期炒作，並透過不動產資訊平台等政策工具徹底消弭租屋與預售市場的「黑市」資訊。
3. 落實租稅與制度正義： 逐步檢討社會救助法門檻，重構公平的社會安全網；同時全面改革房屋稅與地價稅稅基，使其貼近市價，終結薪資所得稅負沉重、資產利得稅負偏低的結構不公。

台灣不需要用齊頭式的補貼來掩蓋分配不均的沉痾。唯有勇於動刀改革社救法漏洞、健全要素分配與稅制，18 年後，當孩子們打開「兒童未來帳戶」時，所獲得的才不會是一筆早已被高房價與通膨吞噬殆盡的數字，而是真正能支持他們安居樂業的永續台灣。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