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台灣社會還在討論國道計程收費的費率公平性時，對岸中國大陸正悄悄上演一場「大收費時代」的倒退劇。近期山西省宣布在國道108線短短120公里內連設三個收費站，且收費期限長達近30年，引發基層車主怒罵政府為「正規路霸」。這不只是單純的交通規費調整，更是中共地方財政崩盤後，赤裸裸向民間「抽血」的求生掙扎。

這幅景象極具違和感。在中國，國道本應是燃油稅支撐的公共基礎建設，如今卻成了地方政府的提款機。自2024年起，從安徽、甘肅到山東，七個省份同步啟動國道收費試點，新增收費站逾百個。這背後的結構性危機清晰可見：房地產市場崩盤導致土地收入銳減，加上新能源車普及導致燃油稅收入萎縮，過去「以地養路」的模式支撐不下去了，地方政府只能「以費養路」，將財政缺口直接轉嫁給通勤族與物流業。

這種收費模式最令網民憤慨的是「雙重收割」。燃油車主既要繳納包含在油價裡的燃油稅，上了國道還要再付通行費。根據算帳，一台普通家用燃油車若走收費國道，一年的通行費甚至可能超過燃油稅。這種政策邏輯的混亂，反映出威權體制在財政窘迫時，往往優先犧牲法治的穩定性與政策的公平性。雖然發改委聲稱要研究新能源車的道路分擔機制，但本質上仍是在想方設法從百姓口袋裡掏錢，以填補官僚體系的運作成本。

這場「國道收費潮」對台灣人而言是一記警鐘。它展示了當一個政權的財政來源失去透明監督與制度制衡時，公共服務會迅速退化為掠奪工具。當「依法治國」遇上財政窟窿，法律往往成了漲價收費的橡皮圖章。在兩岸關係緊動的當下，我們除了觀察軍事動向，更應看清這種從民生細節中透出的體制性脆弱。當人民的通行權變成政權的續命錢，這種「大收費時代」的降臨，或許正是其治權合法性逐漸枯竭的徵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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