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月 13 日，我站在教育部前，與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的教師夥伴們一起召開記者會。
寒風中，現場的口號不只是抗議，而是一個再清楚不過的警訊：當校園被迫以「辦案」方式治理，教育將失去它最核心的靈魂。
就在前一天，教育部公布修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及《教師成績考核辦法》。官方說法指出，修法是為了解決長期存在的「濫訴」、「小案大辦」與行政量能耗損問題，並透過案件分流讓學校回歸教學本位。
身為工會幹部，也是一名每天站在教室裡的老師，我必須直言：教育部確實看見問題，卻仍用錯了治理工具。
匿名檢舉止血，是進步，但遠遠不夠
必須公平地說，這次修法中，刪除匿名檢舉的受理空間，是唯一值得肯定的進步。
過去不具名即可啟動調查的制度，讓教師在毫無防備下被捲入程序，校園內瀰漫著不信任與恐慌。如今明定「未具真實姓名之檢舉不予受理」，至少讓制度回到可查證、可保護的基本法治原則。
但問題在於：堵住匿名檢舉，並不等於解決濫訴文化。
如果後續程序仍然輕易啟動、責任無從追究，制度壓力仍舊會全面轉嫁到第一線教師身上。
分流設計正確，卻仍陷入「辦案化」思維
教育部強調，修法核心在於「精準分流」：
重大不適任案件才進入校事會議，其餘教學或管教爭議則回歸成績考核機制。
方向看似合理，但真正的問題是：分流之後，考核案仍高度保留調查邏輯與外聘調查的彈性。
這代表什麼？
代表許多原本可透過親師溝通、行政輔導化解的教育摩擦，即使未達解聘程度，仍可能被推進一套準司法化的調查流程。
對基層教師而言，最大的焦慮從來不是監督本身，而是每一次專業判斷，都可能被事後用法律顯微鏡檢視。
校長不表決，真的能提升治理品質嗎？
新制中，決定是否受理案件的四人小組由校長召集，但校長不參與表決。教育部認為，這樣可以避免權力集中、確保公正。
然而從治理角度來看，這種設計反而製造了新的問題：
校長成為主持流程卻不負最終決定責任的制度性旁觀者。
校園治理需要的是清楚的權責結構，而非責任被程序切割、稀釋。
當首長角色被弱化，真正承擔風險與後果的，仍是第一線教師與行政人員。
防禦性教學，正在成為最理性的選擇
教育部在修法中新增「輔佐人制度」、要求提供調查報告，看似補強教師的程序保障。但這些設計，全都是「進入調查之後」的事後補救。
真正的結構性問題在於：
當投訴仍然容易啟動、濫訴缺乏實質咎責機制時，教師為了自保，只能降低風險。
於是，「防禦性教學」成為最理性的生存策略：
不嘗試創新、不多做判斷、不承擔額外責任，
只求不被投訴、不被調查。
這不是教師的怠惰，而是制度設計逼出的結果。
教育治理，不能只靠更多法律程序
在教育部前，教師們喊出三句話：「修法不力，製造亂源」、「投訴武器，毀師滅校」、「天天開庭，教育凋零」。這不是情緒性動員，而是一個清楚的政策警告。
校園確實需要制度與監督，但教育治理的核心應是專業導正，而非全面司法化。
當每一個教育摩擦都被預設為風險事件，最終流失的不只是教師的熱忱，還有孩子在校園中感受到的信任與安全感。
結語：請教育部補上「治理思維」這一塊
這次修法顯示教育部已意識到問題存在，但真正的改革，不能只靠堆疊流程與條文。
我們期待看到的，是：
- 對明顯濫訴的實質過濾與責任設計
- 對「輔導先行」原則的明確門檻與強制性
- 對錯案、冤案教師的名譽修復與補償機制
校園需要的是能安心教學的環境，而不是隨時準備應訊的被告席。
這不只是教師的權益問題，而是台灣教育是否仍然相信「專業」的根本選擇。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