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像一個並不誇張的場景：一對夫妻透過仲介找代理孕母，懷孕後期發現胎兒有重大缺陷，委託方要求終止妊娠，孕母拒絕，雙方對簿公堂。醫療費、訴訟費、後續照護責任，最後由誰承擔？答案恐怕不是仲介，也不是委託方，而是全民健保與公共資源。

這不是危言聳聽，而是代孕一旦產業化後，極可能出現的現實。當代理孕母法案準備闖關立法院，真正該問的從來不只是「該不該開放」，而是：誰會賺錢？誰要承擔風險？制度漏洞誰來補？

支持者常以「不孕者的生育權」作為核心論述，但權利的實現，不能建立在他人風險與社會成本之上。代孕一旦合法，仲介、包套服務、跨境操作勢必迅速出現，形成完整產業鏈。真正被忽略的，卻是高風險妊娠的醫療併發症、產後長期照護、嬰兒安置與法律糾紛等「長尾成本」。賺錢的是少數人，買單的卻是整個社會。

更令人憂心的是立法方式。「先開放、細節以後再說」，正是台灣屢次付出高昂代價的老毛病。一旦制度先行製造既成事實，後續補洞往往又慢又補不齊，最後只能由醫療體系、司法資源與納稅人承擔。

如果一趟旅遊行程連保險、住宿與風險都不說清楚，沒有人會願意上車；那麼，一部牽動生命、醫療與公共財政的法律，憑什麼要求社會先點頭？

代理孕母若要討論，前提必須是嚴密的反剝削機制、明確的醫療責任、仲介管理與財務風險配置。否則，這不是人權進步，而是一場「少數人實現願望、多數人付帳單」的立法豪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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