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國突然在12月29日起，無預警舉行包圍台灣全島演習，除了東部戰區陸海空及火箭軍演習之外，也出動無人機逼近澎湖領空，美國無人機訊號也出現在高雄市上空，雙方相互隔空較勁。而中國演習區域涵蓋台灣淺堆漁場，澎湖漁民擔心演習時程過長，影響漁民生計。
而中共喜愛兩手策略，現在一方面軍演威嚇台灣，藍委翁曉玲剛從廈門返台，就公開放話封殺國防預算條例，完全坐實國民黨立委赴中領旨、亂台行徑，一方面授意藍白聯手封殺阻台灣國安法案、國防特別預算，
過去中共也曾在教科書議題上，一方面「心疼台灣孩子」，一方面正合理化合法化「竄改抗戰歷史」，如此欺祖妄為 ，中國祖先才要哭，在2025年的中國，怎麼被自以為可為所欲為的「中二屁孩」極權阿共所專制統治？阿共喜愛操弄指鹿為馬的落伍洗腦技術，必須站出來用教科書學知識力批判，中共你要作顛倒是非、妖言惑眾和崇尚恐怖暴力的極權流氓，我就用學問知識力教訓你！
從教科書學(Textbook Pedagogy)來看，台灣教科書學早已超越絕對二元對立之爭，非二元對立的去中國化和去台灣化，而是讓台灣這個國家的學生導向多元國際化，目前全球教科書學的典範從單一轉移到多元。
回顧梳理世界各國教科書發展史，因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各國家因為戰爭因素導致民族主義高漲，因而影響到教科書內容的修訂，充滿了主觀性偏見和二元對立的敵對概念，甚至教科書成為單一意識形態的工具，因此，國際聯盟（the League of Nations ）呼籲將教科書內容修訂提升到國際層級。而教科書內容的修訂也關乎國際理解的層次，UNESCO在1945年委任德國歷史學家 Georg Eckert 創辦國際組織Georg Eckert Institute，（簡稱：GEI），在GEI主導下，歐洲國家簽訂許多教科書協議，並推動國際教科書會議，邀請跨國教科書研究人員、出版者、作者和教育行政人員與會討論如何修訂教科書，教科書研究受到課程發展或政策制定所引導，背後是各國政府運用官方權力，所塑造的框架理解。正如M.Foucault（1980）「真理政權」（regime of truth）的觀點，闡釋知識的產生涉及陳述的生產、規訓、散佈、傳播和運作，經由合法化的過程建構知識系統；其中更藉由教育內容，規範公民的責任和義務，達成統治的目的，承上論之，國際組織GEI便是看到此點，希望透過國際教育組織的介入，同時關注教科書研究與教科書修訂，挑戰教科書內容的制定過程，改變官方所圈畫的知識疆界，讓教科書研究為改進社會的教育實踐，分析刻板印象和敵對意像，期能改善盲目的、理性缺位的愛國主義、無知的沙文主義和主觀偏見的詮釋，導向和平和國際理解。
國內學者王麗雲和甄曉蘭曾表示:：「雖然規範性教科書研究提供觀察與解釋教科書的專家視角，指引研究者看見並省思所觀察現象背後的意義，但若只停留在理論層次的探討，未進一步系統化搜集分析資料以瞭解和印證理論，並思考不同詮釋方式，那麼理論的討論往往流於意識型態爭辯，對公共利益助益有限。」，邁向多元典範的教科書研究方法論，為GEI是過去推動規範性國際教科書研究與教科書修訂的主要動力，然而其主任Fuchs在2011年，也對最近教科書研究的發展提出省思：如果教科書研究要提升學術性，必須超越政治性和規範性，基於健全的學術規範與規准。因此最近有一股趨勢呼籲教科書研究應該「以證據為基礎」（evidence-based），強化科學化研究，重視搜集資料並將其系統化與意義化。這些學者關注以下問題：如何證明所分析教科書的事實是客觀或可信的？它們是基於可觀察的事實或研究者的想像？它們是否講求系統化、以精密與仔細的態度來從事研究，或誇大而扭曲某些層面？是否能找出辨識教科書特質的可靠方法，透過相同或相近程式達到相同或可聚焦的結論？這些方法的研究限制為何。
台灣這個國家，早已看到多元文化觀點真正融入教科書學的課程重要性，在多元文化素養主題上，很多有很多知識是受到多元文化的影響，多元文化會形塑我們看待世界的方式。如果全用規範性的教科書研究方法論的視角，所呈現將會是單面向性強、單一描述性觀點多、少對話思辯的課程內容，以最常被討論的城市和鄉村的關係、城鄉差距、族群的融合和衝突等相關主題，以規範性的教科書研究方法論所產生的課程內容，多從大城市的觀點去看待鄉村，但這種以大都市為中心的單一內容，無法呈現真正多元文化素養的教育觀，也會帶來其他負向的連鎖效應，故在族群的融合和衝突的課程內容，在多元文化素養主題上課程內容的決定，必須採取科學化的教科書研究方法論，運用證據為本位的原則，在內容編選原則應多有具科學思辯的討論過程、在論證上能以客觀化、數量化、系統化的描述，而非全為政治正確、單一權威論點或規範性的描述，讓課程內容的功能性設計有明確程式，和具可複製性的清楚步驟，讓同樣的主題或議題呈現不同的觀點能同時表現，真正展現多元文化素養主題的課程多元性。
單以規範性的教科書研究方法論為基礎的課程內容，常呈現所謂「單一政治正確」的語言風格，而這樣的規範性強，絕對二元對立式，單一論點的敘述缺少教育中最重要的對話思辨與主動探究的歷程，如同解數學題目時，沒有思考過程就直接給安全的、標準的答案，例如我們常常可以看到族群間的文化差異，大家要互相尊重、欣賞與包容，但問到如果觀點和行為差異，遇到無法互相尊重、欣賞和包容時在真實生活中的現實議題，我們應該怎麼辦，此時又重複回到標準答案-大家要互相尊重、欣賞與包容，或避開爭議話題、顧左右而言他，或說推託衝突是媒體在炒作等，如此一來學生方面可能無法學習到真正的多元文化素養，在現實情境中無法解構各種衝突的族群文化議題，更遑論破除刻板印象和文化偏見，在情意上也覺得無法觸發學生願意主動學習，因為認為上課時老師所說的課程內容，在現實生活都無法產生效用，這也是教科書學典範轉移到多元研究方法論的根本原因。
在教科書研究議題，我早已在2023年04月17日發表<洗腦教材就是芬太尼（fentanyl）！ 中國知識分子應團結反抗「習近平著作選讀」列大專教材>，極權阿共正在以「習近平著作選讀」等相關教科書教材，放任獨裁者習近平的髒手伸向教科書議題，強制從中國小學、中學、大學洗腦教育/思政教育，一而再，再而三縱容無能治國，學習強國洗腦口號下，實質是蒼白無力的內鬥自亂，到現在持續卸責任，和製造各國危險麻煩的獨裁者。
阿共勿來對台灣這個國家兩手策略文攻武嚇，不要本末倒置，先心疼中國境內被你洗腦荼毒的無辜中國孩子，看看自己中國經濟出了什麼問題吧！
文.張天泰
（政治工作者。教育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