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前中共海南省委書記羅保銘因受賄人民幣1.13億元，一審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雖然這在中國官媒的宣傳中，被視為反腐倡廉的又一次重大勝利，但在台灣讀者眼裡，這類高官落馬的消息早已不新鮮，反而更讓人困惑，為何對岸高喊反腐十餘年，動輒涉案金額上億的鉅額貪官卻依然層出不窮。
羅保銘長期主政海南，身兼省長與省委書記，權力高度集中、缺乏制衡，工程審批與人事任免易淪為尋租工具；在「上不查、下不敢管」的結構下，1.13億元的受賄金額正是長期監督失靈的必然結果。
反觀台灣，我們習慣了官員受到多重監督，在野黨的嚴厲質詢、媒體的醜聞挖掘以及選民的選票懲罰，這些來自外部監督機制，雖不能完全杜絕貪污，卻大幅墊高了貪腐的風險與成本。然而，中國的反腐主要依靠中紀委這種「由上而下」的政治清洗，而非「由下而上」的制度監督；對於掌握實權的地方官員來說，只要政治上跟對人、保護傘夠硬，貪腐便成為一種低風險、高回報的權力變現遊戲。
每當這類中國高官落馬，官方通報總會強調其「喪失理想信念」，這種將制度問題歸咎於個人道德修養的說法顯得相當沒有說服力，因為當賦予官員絕對的權力，卻又期待他們僅靠道德自律來抗拒金錢誘惑，這本身就是對人性的考驗，也是貪腐始終無法根絕的主因，只要權力一把抓的結構不變，下一個「羅保銘」恐怕很快又會出現。
對於台灣社會而言，這是一個深刻的對照，對岸只靠領導人意志推動的反腐，頂多換一批被清算的對象，卻無法拆除滋生貪腐的制度溫床；沒有制度性監督與權力制衡，所謂肅貪終究只是權力運作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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