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6月11日自由時報A3版「國會調查權 藍營鎖定民生議題 綠：違憲調查權勢必失效」報導指出，「國民黨立委吳宗憲認為，調查可能涉及個人隱私與機密，未來立法院在調查案件時，可比照檢察官的辦案模式，全程公開錄音錄影留存，並僅供立委調閱觀看，不可對外公開。」
又指出，「國民黨立委翁曉玲指出，立法院可設置調查官一職，由中立且具專業法律背景的調查官輔助立委執行調查權，包含調閱文件、辦聽證會、發開會通知及製作會議紀錄等。」
前述有關吳立委的見解，好像在立法院行使調查權時，採行閉門方式，那人民在接受調查時，委任律師可以陪同嗎？又社會大眾及媒體知的權利在哪裡？值得探究。
前述有關翁立委之見解，在立法院設置「調查官」之法理依據何在？其中所謂調查官之「中立」與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關係為何？調查官的作為到底是行政權行為，或是立法權行為？如果人民不服時，其救濟程序為何？人民提起行政訴訟時，調查官可當被告嗎？應予釐清。
查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11月出版《德國公法權利救濟制度》(劉飛著)第113~114頁論述德國憲法訴訟與《基本法》第19條第4項的關係，指出對人民基本權利提供訴訟程序保障的規範由三部分組成：《基本法》第1條第3項規定了所有公權力都應受到基本權利的約束；第19條第4項做出了主要是針對執行權的法律途徑保障規定；而第93條第1項第4a款和《聯邦憲法法院法》第90條及以下各條所規定的憲法訴願程序，則可以針對包括立法權和司法權在內的所有公權力。
平心而論，目前已經三讀的「國會擴權法案」，在「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增列國會調查權及聽證權，國會可以處罰人民「開罰單」，以及前述「調查官」之作為，依照法理而言，均屬立法權行為，不是行政權行為，更不是司法權行為。如依目前訴願法、行政訴訟法及憲法訴訟法等，可說是「求訴無門」及「救濟無解」，如此「惡法」侵害人民基本權利(包括財政權)，造成人民痛苦，卻無法獲得解決，國會一再擴權、濫權，只為了政黨利益，人民應予唾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