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自由時報4月23日A3版「Yes,I do？ 侯：為民創造安定 我該做的事」報導，新北市長侯友宜結束新加坡參訪行程，昨晚搭機返國。他昨天上午在新加坡接受媒體採訪時，對於國民黨若徵召他參選總統是否「Yes, I do」，侯友宜表示，面對所有的挑戰，他毫無懼怕，只要能夠為國家、為人民創造更多的安心、安定，讓台灣能夠永續繁榮發展，這都是他該做的事。侯友宜說「我會負起更多責任，無論在哪個位子都全力以赴。」
前述「Yes, I do」之用詞，對照於馬克·里拉（Mark Lilla)在論述有關身份自由主義(identity liberalism)、公民自由主義(civic liberalism)時，提到美國前總統歐巴馬先生使用「我們可以」做為常用的政治話語，給人不少啟示。在美國百年來的政治史發展，自由派政治發展由我們→我→我們，目前政治的主體不是「我」，而是「我們」。
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人文學科，馬克·里拉教授2017年8月17日出版《The Once And Future Liberel》，簡體中譯本《分裂的美國》(2022年3月出版)。
該書第14段指出，沒有「我們」的意識，就沒有自由派政治─所謂「我們」指的是，我們作為公民意味著什麼，我們彼此負有什麼義務。該書第50段提到，美國前總統歐巴馬先生讚賞雷根(按即美國前總統)充滿希望的修辭力量，並試圖塑造自己的修辭風格，……例如希望，……在哪裡？是的，我們可以！……做什麼？
又該書第120段指出，歐巴馬明白這一點，這就是為什麼他經常說「是的，我們可以」以及「我們不是那樣的人」。但是身份自由主義者拋棄了這個詞語(按即「我們」)，這樣就讓他們自己陷入戰略矛盾了。當他們言及自己的時候，他們堅持自己的差異性，而一旦人們有任何跡象抹去了他們的特殊經驗或需求，他們就作出暴躁的回應。
在民主的政治中，獲得體制影響力的直接方式是贏得各項選舉，這需要政治話語和戰略，對於最應廣泛的選民具有吸引力、感召力和說服力。馬克·里拉教授認為，訴諸公民的共同性和團結，而不是強調各個特殊團體獨特差異，變得至關重要。
目前「身份政治」已被終結，「身份自由主義」轉向「公民自由主義」，政治人物熱衷於選舉政治及追求政治願景，使用「我們可以」政治話語，才可以接地氣，而英雄式「Yes, I do」的出現，值得剖析與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