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立：中國大勢
(承接上篇)
（四）自由、民主政治制度的穩固基石，是社會的高度自治和公民擁有合法的私有財產
那麼現在，中國大陸社會天天、時時都正在發生的、似乎不為人覺的整體位移，移向何方？可以肯定的是潛移默化地移到一個新的基石上面去了。那麼，這個新的基石是什麼呢？
要搞清這個問題，我們首先要搞清楚，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的基石是什麼？反過來再看看，中國大陸社會天天、時時都正在發生的、似乎不為人覺的整體位移，移到一個新的基石上的那個基石，和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的基石是不是一個東西？
聽起來這個問題似乎很複雜、高深、奧妙。
然而，真理才是最簡單的，並不複雜，也不高深，也不奧妙。
試看：
1）我們都知道，一個穩固的自由民主政體並不會因為一些社會和經濟上的風浪就從根本上發生動搖，如有人所謂“民主觸礁了”。那是因為，它有兩塊堅實的基石：一是社會的高度自治，二是基石的基石——每個公民都平等地擁有合法的私有財產的權利和機會，而且在實際上人人擁有合法的私有財產。
倘若我們懂得了這一點，那麼我們也就拿到了解開穩固的自由民主政體的鑰匙。
以美國白宮為例。白宮總統的權力可謂不小，但是除了美國憲法賦予他的外交和國防等等大權之外，美國的各個州相當於中國的一個省份的事務，他卻無權過問和干預。這，在一個“專制體制”下是不可想像的。清末的翻譯家為了對應中國的州府制度，把美國所謂的“State”翻譯為“州”，是不盡準確的，嚴格意義上，美國的“State”其實是個“國”，它有完整的立法、司法、行政的三權分立的機構，不受聯邦政府的干預和左右，成為了美國社會最大的自治體，所以美國是一個聯邦合眾國，再加上民間社區的高度自治，再加上定期的任職和定期的選舉，再加上公眾和輿論、司法獨立的監督。這樣，就確保了美國總統永遠不可能獨裁天下，這樣就成功地把國家的領導人關進了“法治的籠子”裡面去了。一個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就這樣建立和穩固起來。
再以臺灣為例，儘管它的民主制度還有待完善，但是現在的臺灣的當選總統已經不能、也不敢隨意地過問和干預南部高雄市的地方事務，甚至同黨執政的臺北市的地方事務他也不能、也不敢隨意地過問和干預。
這就是地方的和全國的高度自治在一個自由民主國家當中起到的基石作用。
中國人也開始懂得，“開車文化”都能夠開出一個個的自信、自主、自治的個人。商業化的社會，市場化的社會、哪怕不完全的市場化社會也必然造成無數個自治體。2008年汶川大地震，成千上萬的志願者自主、自發地奔赴抗震第一線，也是一個佐證。
儘管現在的中國國有經濟依然控制在極少數人手裡，就像當年西方的資本也同樣壟斷在極少數的人和家族手裡。但是，這種現象遲早會煙消雲散。
今日中國大陸社會這樣的基礎性的位移，誰能夠把它拉回來？！ 不可能呐！
所謂的“政令不出中南海”，那是好事情，那是紅色王朝即將覆亡的前兆，止都止不住。
2）我們再來進一步看看第二塊基石的基石。我們就以一些人不屑的《零八憲章》為例，從它誕生的第一天起，它就是高昂著頭顱出世的，第一批的連署者就有303位在國內的社會賢達，至今還沒有聽說有哪一位投降的。中共法庭在判決劉曉波博士的時候也間接地告之天下，已有一萬多人在《零八憲章》上連署。還有一些《零八憲章》的擁戴者，竟然要組成陪劉曉波坐牢的壯士團，向強權示威。輿論說，他們是“溫馨而又囂張”。近年來的中國，何時何地見過這樣的大好局面？！這叫民不畏死，何以死懼之？！
想想1989年三十三人的簽名，之後，簽名者是個什麼樣的情境？退縮者有之、反悔者有之、檢討者有之。那也是不得已，完全可以理解。
再想想1957年五十五萬乃至幾百萬，可稱為中國脊樑的右派和准右派們，竟然幾乎沒有幾人不檢討的，不向中共告饒的，不向毛澤東屈服的，真真情以何堪，當然也完全可以理解。
那麼，可理解的道理在哪裡？道理很簡單，1949年前後，土改、公私合營、公社化、全部國有化（實質上是“中共黨有化”）之後，中國的知識份子的生殺予奪的全部的大權，連吃飯、養孩子等等人生的最基本的生存權全部被中共和毛澤東緊緊地掐死在手裡了。生存至此，能有幾人不投降？！
今天的胡錦濤，其兇狠決不會亞於毛澤東、鄧小平和江澤民，但是他做不到了，因為整個中國大陸社會基礎性的大位已經漂移了，1978年開始的中共不得已不進行的商業化、市場化、私有化的進程，已經開始讓中國大陸社會初步具備了“此處不養爺，自有養爺處”了。賀衛方教授就是實例，剛剛被所謂的“社科院”政治停職的範亞峰、張博樹二位先生也泰然自若、毫不退縮，又是實例。今非昔比，中國大陸士人又開始有了自己的智慧財產權和賴以自立的私有財產和社會條件了。
《零八憲章》群體性的無畏和不恐懼，至少說明，中共專制統治長期賴以苟活的第一法寶——謊言早已失靈；第二法寶——暴力和高壓給人們帶來的恐懼也正在消解。這兩個失靈，意義深遠……。
概括起來，這就是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的“兩基石論”。
當然，中國大陸社會的這兩塊基石離建立一個穩固的、自由民主的政治大廈還差得很遠很遠。但是，中國大陸社會帶有本質意義的基礎性位移，已經越來越為中共的紅色王朝的覆滅奠定了基礎。
但是，也請人們不要指望自由民主的社會就是一個絕對平均主義，絕對恣意自由的社會。自由民主的社會，它是一個法治秩序的社會，它僅僅保證法治下的自由，它僅僅保障人人生而平等，機會和權利的平等。但是，它不會虛假地否認人的差異性，它只保障誠實勞動的合法的私有財產，它不鼓勵懶惰，它更不遏制勤奮，因為絕對平均主義的社會不會是一個有前途的社會。自然之法不可違，法自自然，天人才能合一，社會才能和諧。（詳論請見2002年獄中拙著《人類社會正常秩序概論》·2008年香港出版）
（五）中共權貴私有集團和全國民眾的矛盾，是當今中國大陸社會的主要矛盾
中共權貴私有集團和全國民眾的矛盾，是當今中國大陸社會的主要矛盾，幾乎是不必論證的社會現實。
中共權貴私有集團既然是一小撮，就必然與廣大民眾相對立，也必然與七千萬普通的中共黨員相對立；中共權貴私有集團固有的來得容易，便更加貪得無厭，就必然加劇與廣大民眾的對立，必然加劇與七千萬普通的中共黨員的對立。中共權貴私有集團又必定因它固有的貪得無厭、飛揚跋扈，而引發有決定意義的重大的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越來越多的群體衝突已是不爭的現實，迷信暴力機器的中共權貴私有集團終有一天，突然發現他們已經成為真正的一小撮的時候，他們的武裝力量也會不那麼可靠了。顏色革命必將來到。到那時，除非中共權貴私有集團分化瓦解，放權讓利，允許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允許獨立工會，允許結社和結党自由，如當年西方社會的大資產階級的作為。可是，在這一點上，恐怕中共權貴私有集團遠不如當年西方社會的大資產階級開明、自尊。到那時，倘若中共權貴私有集團不投降，那只有滅亡。
當然，市場經濟，哪怕不完全意義上的市場經濟，也一定會逐步地、漸進地培育人們獨立思考、獨立判斷、尊重他人和遵守契約的習慣；也天天給人們免費上課：“公平交易”、“人權平等”、“商業經濟就是契約經濟”、“市場經濟就是法治經濟”、“你活，也要讓別人活”、“玉石俱毀不如談判妥協”等等，水滴石穿，和平轉型也不是沒有可能，那只會讓再一次給中國人帶來無窮災難的共產革命永遙無期了……。那我們中國人算是得福了。
我相信，形勢不饒人，形勢比人強。
那麼，怎樣能最好，而不是最壞呢？
（六）實現“公民三有”，有可能是中國大陸社會和平轉型的破局之道
變革不能等待。
我認為，化解之路和破局之道，就是通過“維權”運動和“民權”運動，持續不斷地綿延不絕地實現“公民三有”。
“民有、民治、民享”，是憲政民主的核心。其中“民享”又是三民主義的基礎。“公民三有”就是“民享”的具體化。
“公民三有”是指“公民有業，公民有股，公民有產”。
“有業”：指國家應該提供每個公民充分就業和擁有個人事業的公平機會和待遇。當然，任何一個社會也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的就業，但是只有憲政民主的國家才有可能將失業率壓低在最低的範圍之內，並給予失業者應有的失業補助和再就業培訓的機會。另外，會特別強調在就業機會前的人人平等。
“有股”：六十年來，中國大陸由於全體公民的努力，在國有企業中積累了巨大的資產。近年，中國大陸這些企業股份化之後，中國大陸的公民卻一無所得。問題更嚴重在於，中共的權貴私有集團無償地掠奪了這本應屬於全民所有的巨大資產。因此我們認為，中國大陸的公民有權合法獲得他們應得的國有股份；中國大陸的公民有權向中共權貴私有集團討回自己的血汗錢。當然，中國大陸的公民這種合法擁有，需要通過立法的方式取得公平的份額。中國大陸社會必然要走這一步，這將成為最大的變革動力。當然，我們也鼓勵私人企業家合理地讓員工佔有企業的適當股份，這只會有利於私人企業的發展。私人企業這個部分，自然不應該由國家干預，是應該通過股東和股東大會與員工集體或員工自由工會和平協商來解決。
“有產”：主要指房產和地產。公民應該合法地擁有私人的完全意義上的房產權和地產權。國家不得與民爭利，和任意剝奪公民的合法擁有的私有財產，特別是房產和地產。當然，我們充分估計到解決地產問題是一個極為困難的問題，必須通過國家的立法手段，使得每個公民在地產權上人人平等，徹底改變中國大陸農民始終處於二等公民的不平等的現狀。
其中，“公民有股”和“公民有產”，最是利器。唯有以“公民三有”才能從根本上毀棄權貴資本主義的歧途。
（七）中國的民主政治制度，要生發和植根于中國優良傳統和價值觀當中
中國人從19世紀以來，特別是受了外強欺辱之後，一些人一味地以為只有外國的東西才好，一會兒“馬先生”，一會兒“資先生”，恰恰忘了我們還有一個“中華好先生”，還有一個“人類社會的正常秩序”在那兒永遠起着作用。達不到和諧的時候，就是違背了這個秩序；要想和諧，就要回到這個正常秩序。老祖宗早講過。這不是簡單的打倒和推翻能夠做得到的。共產黨為了打倒甚至消滅國民黨，讓中國人死去幾千萬；他們執掌政權後，又人為地造成了幾千萬人無辜的死亡，這種簡單的重複和循環不可取。
人們不要忘記，緣于一篇文章和一篇“勞動黨發起宣言”被打成右派、經歷二十年囚徒生活、鮮為人知的徐璋本先生1957年就一針見血地指出：“從人生自然哲學的一體性來看，馬克思忽略了「人」的關係而把人看作經濟制度的產物，這種倒因為果的學說不能作為「人生哲學」的指導思想。另外，強調「階級鬥爭」的方法，與黑格爾的「戰爭進化論」同樣是脫胎於人類自私仇恨和殘忍本能的極端表現。”“馬克思治學態度一方面承受了德國學術界的嚴謹詳盡有條理的優良傳統，一方面也承受了德國普魯士的「絕對性」和「不相容性」。這種宗教色彩的絕對性和不相容性，應用在他的忘卻人類兩種矛盾生物本能的「行動政治哲學」上，就產生了他的高度理想和仇恨心理，只講目的、不講方法的、矛盾的人生政治哲學觀。”“東方印度和中國特有的對人生本能的深刻體會，和毫無宗教迷信和教條主義的「大同人道主義精神」、「人天一體觀」大徹大悟……”才是人類社會的“正途”。研究者認為，徐璋本先生就憑他那一篇文章，在將來的中國思想史上當會有他的地位。（謝泳：《錢學森和他的同學徐璋本》）
全人類的普適價值和中國社會固有傳統優良價值相融合，才是中國的大勢。
不解決制度性的問題，不瞭解人性的問題，不瞭解人類社會正常秩序，都不可能根本性地解決中國的問題。
1）我們應該學習西方的不輕信任何個人、多元制衡、民主的政治制度，讓壞人都不便於和不敢於輕易做壞事。
2）另外一方面，我們又要發揚光大中華優秀文化：法自自然，天人合一。信任人、相信每個人內心都是有良知的（所謂人人心中都有一桿秤），來要求人們三省吾身，內求諸己。講究人的修學、修性，也就是說未來中國需要既重制、又重教。教育是第一位的。
3）要承認人類社會有正常秩序可循，不可違背。
中國的出路在於教育、制度和正常秩序。
（八）中國實現民主化和國家統一的最佳之道在於和平、理性和非暴力
請華夏子孫不要忘記孫中山先生彌留之際呼喚的是：和平，奮鬥，救中國！
以“學術研討”進而“圓桌會議”達成中國的政治和解、制度轉型以及兩岸的民族和解，以民主憲政立國解決政治合法性危機，以“公民三有”毀棄權貴資本主義的歧途，以建立憲政民主和光復中國文化來奠定“主權”的正當性根基，從而實現民族國家的統一。這就是說通過“一中二憲二府”的和平發展，解決現階段的兩岸現狀，消除分裂和對立；在未來通過授權的“制憲會議”，完成和平民主轉型，結束專制；最終建立自由仁義和民族統一的中國第三共和國的新文明，才是在中國實現憲政民主和國家統一的最佳之道。
這就是我和臺灣前立委錢達先生以及大陸年輕的新儒學研究者孔識仁先生共同推動兩岸簽署和平協定的全部目的。
有可能將中國大陸社會引領向高貴的百科全書式的智者——王康先生最近說：“我們的摩西不止一個，曉波是最近的一位。勿使我們的摩西太寂寞，中國才有望。這個信念屬於劉曉波。”
我相信，也一定屬於大家。
我相信，中國的忠烈祠永不缺耿耿忠烈。
我相信，中國有賢者、智士引路，前程必無量。
大位已移，不可逆轉。
大勢已定，不可阻擋。
中華民族得福了！
(完)
【中國關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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