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立：中國大勢
【中國關注中心（CCC）中國時間2010年1月18日消息】
最近，又一位遭政治停職的北京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蕭瀚先生在2010年1月1日祝願朋友們：盡情地用笑聲，「拉開專制崩潰的序幕。」
蕭先生此言豪邁，歷史將證明蕭瀚先生的預言是偉大的預言。
那麼，何以會是偉大的預言呢？
去年歲尾，中共政府重判劉曉波和《零八憲章》很可能就是它的末世瘋狂；2009年六十大慶，北京天安門周邊市民不許邁出家門，中共的“輝煌”竟然在“鐵桶”裡“表演”，就是端倪。
晚清政府經兩次洋務運動，經濟也不差，1894年慈禧六十壽誕，卻因甲午海戰失利而困在甯壽宮裡苟且；1903年清王朝同樣以言治罪判處章太炎和鄒容， 八年之後，武昌首義，一朝覆亡。
當今時代早已不是閉關鎖國的明朝，也不是步履蹒跚的晚清，事物變化的週期不再是百年，更新換代已是以十年計了。
那麼，今日中國，大勢如何？出路如何？國人當問。
請諸位靜心地注意以下幾點中國大陸社會的基本事實和變遷：
（一） 當今的中共，早已是變了性的中共；變性中共，能有什麼前途？
1921年由蘇俄一手助產的原本還有點理想主義色彩的中國共產黨早已壽終正寢。
中共的變性始於1949年之前，更充分的證據是學者楊奎松先生研究發現：1950年4月，中共政府“出臺了一個《中央級行政人員工資標準(草案)》，規定黨政人員最高一級的工資收入可以是最低一級的28.33倍”，比至今仍然是二等公民的中國大陸農民的收入在當年就至少高出50倍。可是，1949年之前，那個被中共罵得狗血噴頭的“腐敗政府”——中華國民政府“1946年頒佈的標準，除總統和五院院長等選任官外，文官共分為37個級別，最高一級的收入是最低一級收入的14.5倍。”那個被中共罵得更應“無地自容”的西方國家政府“除極少數國家外，英、法、德等國的，包括行政長官在內，最高最低工資差，均在8－10倍左右，美國、日本差距較大，也只有20倍。而且，它們差距之大，多半只是總統或首相個人的工資較高，有時會高出下一級行政主管一倍以上。”可知，西方發達國家政府官員高低之間的收入差距，多半遠小於所謂的“新中國”官員的收入差距。
看看這些硬碰硬的資料，最尷尬的恐怕是那些睜眼說胡話的毛派信徒。
結論是肯定的：中國現實社會的不公平、不公道，始作俑者恰恰是毛澤東。
三年的內戰，作死了主要是中國農民千萬以上，國共雙方都有罪錯，國民黨是造錯者，共產黨則是造罪者；1959年到1961年三年史無前例的大饑荒，中共作死了又主要是中國農民幾千萬，造罪者是極權主義的共產專制，成罪者則是“赤色皇帝”毛澤東；1957年反右和1966年至1976年文革十年，毛澤東更是把中華民族良心的脊樑打斷、把中華民族知源的根脈切斷！
1978年之後，鄧小平領導的中共的變性過程只是更加露骨，為了走出經濟困境，中共“打‘左’燈向‘右’轉”，開始認可公民擁有私有財產的合法性，不再高調消滅“萬惡之源”——私有制，實質上拋卻了所謂共產主義的理論；中共一發而不可收，官商勾結，繼1949年之後第二次侵吞全民財富，中共權貴成為了最卑劣的私有者——高度壟斷的“權貴私有集團”，今日中國的“一黨專制”就是靠高度壟斷的權貴私有集團在支撐。
所以，現在的中共是完完全全地變了性的中共，稱它為“中國私有權貴黨”，最為妥帖。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當今的中國，怎會容忍極少數人聚合的權貴私有集團長期作威作福呢？那麼，實為“中國私有權貴黨”的中共還會有前途嗎？變了性的中共能會有前途嗎？
古諺道：名不正則言不順。不正不順即是死途。此其一。
（二）當今的中國大陸社會，已是發生了整體位移的中國大陸社會
大位已移，黨權專制還能坐得穩嗎？
近一百多年，中國社會發生過兩次大的整體位移。
中國大陸高等院校教科書至今不認可、搞得許多中國文化人至今不懂得：遠自二千年前，秦始皇開創郡縣制，廢封建，立郡縣，皇帝一統天下，就終結了氏族和部落首領延續幾千年的“封土建國”的制度——即“封建制”。中國社會自秦朝始，就進入了中央集權的“皇權專制”時代。也就是說，中國社會自秦以降至1911年的兩千多年，就不是什麼封建社會。對此重大歷史斷代，羅建先生《糊塗的“封建”》一文，聯繫陳寅恪、胡適、黃仁宇、李慎之和王學泰等先生的學問，有精到的縱論，不在此贅述。中國大陸教科書，囿于中共曾盲目崇信馬克思主義西學和“聯共（布）黨史”所謂的“人類社會發展五階段論”；中共新一代領導人又學位虛高，本無學養，更無人文科學的底蘊，卻集全社會職能於一身，而不能撥亂反正。
當然應該承認，1912年之前，這種中央集權式的“皇權專制”雖然有過種種罪惡和不合理，它和中國社會以農耕為主的生產活動方式還是基本相適應的，所以曾創造出幾度恢宏強大的東方帝國。
奇特的中國“皇權專制”，在社會底層，居然還保有“士紳宗族自治”（或曰社區自治）的空間，直至蔣介石的“黨權專制”的“民國時代”。這個空間，因1949年前後，毛澤東領導中共進行所謂的“土地改革”，才完全被封死。全世界，恐怕只有中國共產黨才用“小腳偵緝隊”去取代“士紳宗族自治”，延用至今，是凡所謂節日遍佈大街小巷的“紅袖箍”，讓整個中國大陸社會的品味彌漫著裹腳布的腐臭和低劣，真乃天下奇觀，被世人嗤笑。
貌似強大的中國的“皇權專制”二千年後，一旦面對工業革命的新世界，就立即捉襟見肘起來。1840年前後，外國列強的“堅船利炮”壓迫着不思進取的晚清政府被動地結束了閉關鎖國，進行了中國近現代史上的第一次的“改革開放”，西風東漸，摩登事物層出不窮，公民社會浮出水面，工商行會日漸壯大，私人資本登堂入室，整個社會發生了第一次嚴重位移，表面上依然金碧輝煌的帝國大廈越來越失去了原有的支撐點，所以它“一朝覆亡”就成了早晚的事情。
這時候，中國社會“泊”來了一種叫“新聞紙”的東西。中國，自有了這個叫做“大眾傳媒”的東西，才有了“摧枯拉朽”的章太炎和鄒容的“蘇報案”，才有了廣播新思想的最佳路徑。舊制度最怕的是新思想，而不是新兵器。
所以現今，敏感的王我就敢斷言：“十一年不是某人的刑期，而是某些人的大限。”此其二。
（三）英特網，將是加速中國大陸社會變遷的催化劑
英特網，對於專制統治者來說，是它永遠打不贏的戰爭。英特網的原創就是無中心、無起始、無終點，既然打不爛，它就堵不死。它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什麼金盾、銀盾，最終是千瘡百孔，勞而無功。“人權理念”，二三十年代在中國就有先賢傳播，1978、1979年又有人登高一呼，只是到了英特網時代，在中國才真正有口皆碑，中共也被迫將保障人權寫入憲法，並簽署聯合國的《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現在，幾乎一個博客、一個維特就是一個報館、一個通訊社，令中共統治者驚恐萬分，焦頭爛額。當今中國，“言論反對派”天天在大陸和專制政權唱對臺戲，抓不絕，禁不住，言論自由有可能成為第一個被突破的禁區。對前途，該悲觀的是中共，而不是我們。
請看：中國當今大陸社會又發生了本質意義上的整體位移，中共統治者是多麼不願意看到這種整體位移，又是多麼不願意承認這種整體位移。可是，花自飄零水自流。恰恰中國大陸社會帶有本質意義的整體位移不但發生了，而且越來越嚴重，早已不可逆轉，中共一党專制賴以支撐的支點日漸萎縮，而且中共一党專制現今唯一賴以支撐的支點就是這個日益成為眾矢之的的“權貴私有集團”，中共的貪官污吏猶如過街老鼠，人人喊打；公開罵中共，早已成了中國大陸的風尚。也許當初“新洋務運動”的中共始作俑者也沒有料到會有今天；也許，鄧小平曾隱隱約約地感覺到了這一點，記得有人曾問過他，五十年後香港的政治制度，是不是要變得和中國大陸一模一樣？他卻含糊其辭地答道：到時候，都一樣了，還用變嗎？“都一樣了”是何意，當可存疑、當可深究。
問題是這個本質意義上的整體位移，並不是中共放手發生的，八九·六四之後江澤民和李鵬不是想過走回頭路嗎？不是到蘇南一帶，高喊要消滅“和平演變”的社會基礎嗎？鄧小平知道，那對於中共更是死路一條；鄧小平不得不親征“南巡”，一巴掌把江澤民和李鵬打了回去。
中國大陸社會這三十年的變遷，主要動力當然不是中共；中國大陸社會這三十年的變遷的主要動力是因餓而餓怕了的中國農民，是因窮而窮怕了的全體中國人。
另外，悖論的是：今日中國大陸因暴富而得到了最大私人利益的權貴私有集團，它也不會主動地把這個整體位移拉回來。他們是一群只會作威作福、花天酒地、紙醉金迷、吸毒成癮的吸血鬼，是不會也不可能顧及身後洪水滔天的當代路易十五們。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權貴私有集團既是最大的掠奪者，同時又是中國大陸社會最大的整體位移的推手。此其三。
有此三者，足矣，社會巨變正在臨近。
中華大地，又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了。
表面繁花似錦的中共一黨專制早已是一座朽牆，推倒它是早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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