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業在民主運作中所扮演的角色──告知公眾以及讓有權者能負起責任，正面臨嚴重危機。影響國家與世界基本結構的主要議題，都處於未被調查的狀態。」此為美國歷史悠久的非營利機構──「調查報導中心」(Center for Investigative Reporting, CIR)，在其網頁上所發出的呼籲。

 

CIR雖然未對提出此一呼籲的緣由多做說明，但熟悉全球新聞業發展趨勢者應該都不難猜測。面對經營環境的巨變，科技先進與經濟富裕國家的新聞業，近年來裁員的裁員、減薪的減薪，導致像調查報導這類相對花錢又耗時的作業模式，遭到極大的擠壓。其中尤以目前仍在原生性報導(original reporting)上佔有重要份量的報業，情形最為嚴重。

儘管調查報導受到極大衝擊，但美國仍存在相當強固的調查報導傳統。學者曾將該國調查報導的根源，上溯17世紀末與18世紀初，Benjamin Harris與James Franklin對波士頓官員的揭弊；亦有許多人將19、20世紀之交的著名扒糞者(the great muckrakers)，視為調查報導的祖師爺。惟無論傳承多少先輩的遺產，始自1960年代，並得以成為美國新聞業重要支柱的調查報導，除了得益於媒體組織早期的重視之外，更與專業者團體以及學校教育的持續參與密切相關。他們分別從學校與實務兩個層面，為調查報導的專業意理與實踐技術提供了豐富的養分，形成學者James L. Aucoin所強調的調查報導的「社會實踐」(social practice)傳統。

 

相較其他民主國家的新聞業，台灣的調查報導本來就沒有堅實的傳統。威權統治的年代，調查報導固不易施展拳腳；民主開放之後，又在利潤掛帥的經營思維下，成為櫥窗式的展示。70年代後的台灣，報導文學曾蔚為盛況，但終究只能視為調查報導的盟友；同樣的，各報社曾經建制化的深度報導團隊，一則為時短暫、難成氣候，二則並未有意識且有系統的發展其作業技巧，建構其作業機制，致使調查報導無法深化為新聞業的重要傳統，遑論經營壓力來時能有所堅持。

 

有些人或許認為，台灣現在不缺調查報導，君不見我們有許多爆料式的新聞，都涉及官員與名人的不軌，特別是他們的私生活。此種報導雖然也有其價值，但不可諱言，它們的主要關懷並非公共利益，而是資訊娛樂下的商業利益。即使是一些較具調查精神的報導，亦多屬批評者口中的「類扒糞」(muckraking-lite)，而非嚴肅意義的調查報導。

 

但，正如CIR所言，調查報導乃新聞業的核心，而調查報導之所以重要，正在於它是民主社會的防腐劑。因此，將調查報導深植於台灣新聞業的土壤，其意義將不只關乎新聞業的重建，更會影響台灣民主政治與公民社會的發展。而卓越新聞獎基金會決定增設調查報導獎，亦不只是著眼於典範的樹立，更是希望藉此逐步塑造一個強而有力的調查報導傳統。

 

唯有成為傳統，才能可大可久；也唯有調查報導成為堅定不移的新聞傳統，才能讓新聞業成為民主政治固若磐石的守護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