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萬壽

 
1990年9月13日
 
經濟專家王作榮先生，終於以古稀之年登上考選部長之位。遙想他當年雄姿英發，卻以直言而見棄於當道，時也命也。雖然他仕途蹭蹬、懷才不遇，而數十年來，他所以尚能握如椽之筆，馳騁於各重要的報刊媒體者，無他，用一句俗語說：是「黨政關係」依然良好。他的夫人范馨香尚且是敕封的大法官哩。
 
上（八）月中，他在中時發表「誰來轉移社會風氣：政府官員、知識份子無可逃避的責任」。當時他猶是政務官的考試委員，但顯然他是以知識份子自許，而不是以政府官員來說話。他要：「知識份子透過著書立說…傳播媒體…以社會領袖的地位與影響力，以身作則…有待政府、知識份子…，其中知識份子最為任重道遠。」
 
把知識份子與政府官員劃成兩個相對的範疇，在過去封建社會中，幾乎是不可能存在的。學而優則仕，讀書人只要投入科舉，就只能充當帝王、諸侯、軍閥及其統治階級體制下的工具，甚至幫凶。在官僚體系以外，難有與功名無涉的獨立知識份子。加以讀書人卑視勞動，拙於營生，因此就投歸統治者以換取利祿名聲。即孟子所說：「君子居是國，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道盡了知識份子沒有自我人格的寄生性。
 
今天即將跨越到21世紀，台灣知識份子獨立於政治之外的活動空間仍然十分窄小。剛剛逝世的錢穆先生是早負盛名的學者，對中國文化的尊崇有獨到的見解，特別是傳承與結合傳統的史學與義理，成績卓著。然其所持的大漢族大一統觀、傳統歷史溫情說、和中國傳統政治無專制說、三民主義為建國唯一路向說等，皆符合國民黨政治思想的需求。當中國大陸易手，漢學界少有一流學者隨國府撤出，而錢先生因被最高當局所賞識，他初在香港辦學，後又為之建素書樓，迎來台定居，禮遇有加。歐美日本大師級的學者，不知幾何？對於官方這樣的供養之道，恐怕有傷害學術的自由與尊嚴的令譽。
 
二十多年來，這位吃台灣米的大學者儘管著書不倦，但他只能看到昨天—今日的歷史，而看不到今天—明日的歷史。他終生不仕，但依然不免被政治權力的光暈遮蔽了他時代的視野。錢、王兩位先生各有不同的典型，而猶不能褪掉官方知識份子的色彩，更遑論那批泛泛只圖富貴尊榮之輩。
 
在西方、日本民間公民社會的旺盛，從許多自由業中，產生民間知識份子群，而匯成學術文化的主流力量。而台灣知識份子能所賴以生存的空間：包括大學、學術文化機關、大眾傳播媒體等，絕大多數皆為政府、國民黨所擁有，連私立大學教師的聘用、升等、授課及研究科目，還是受教育部的主控。此外電台、電視台的黨化，報業的拖辣斯化，更是壟斷了所有社會資訊的資源。在這個空間中的知識份子有多少人敢繼殷海光、徐復觀的後塵，突破重圍呢？當然白色恐怖的時代已經過去，但如王先生所說的「社會領袖」名位，還是蠻吸引人的。學官兩棲，於焉而生。
 
這些游動於學術與政治的人物，多出自權貴名門。自然也是媒體的明星，他們挾學術為政治造勢，並不斷的為權勢傳聲與辯護。只有少數的知識份子才敢發諤諤之言，但又如何能在黨政媒體上表達他們的聲音呢？尤其那些沒有頭銜的小人物之心聲和見解，只能無償（無稿費）的與春藥淫具廣告，同版並陳。
 
當然，在大報中，亦有一些飽學之士的讜論，他們開懷高談，主導輿論，像余英時（陳雪屏女婿）、許倬雲（李模妻弟）兩位院士。他們之所以能言重一時，與其黨政關係，恐亦不無關係。倒是富有本土關懷的小報，比較能開放他們的版面，讓自由派的知識份子來耕耘。
 
當今世界的潮流是共產主義資本主義化，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化，唯獨台灣陷入了更深的資本主義法西斯化的泥淖中，企業的兼併，資源的壟斷，金錢的掛帥，道德的淪喪。使小報無以為生，人文政論的雜誌難以為繼，尤其在股市崩盤，經濟衰退的此刻，紛紛停刊或改組。而且新內閣又祭出誹謗帽子，輿論尺度大幅緊縮。大報亦見風轉舵，日趨保守，過去真言不諱的教授，又萌怕怕，自我設限。知識份子既無財力來自辦報紙，而又處於沒有講話地方的空間。
 
解嚴後，報禁開放，一時百花怒放；曾幾何時，隨國是會議的結果而徒留一片殘花敗柳，大地又歸死寂，我們又面臨著民間知識份子言論真空時代的到來。
 
當民間沒有聲音，當知識份子的意見不能從大眾傳播媒體散佈給社會群眾，台灣民主的一線生機，行將斷裂，則台灣將被吞噬的悲劇，將成為歷史不可逃避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