瑜謙 | 關於作者 | Newtalk新聞

2023年《入出國及移民法》修正後(下稱移民法)，確立「100天收容上限」，將過去充滿爭議的無限期收容導向定期司法審查，這無疑是台灣法治人權的一大進步 。然而法律在「保障人身自由」的美意時，卻在移民法第38-7條與第38-8條之間留下了一個致命的「缺口」，正悄悄侵蝕著我們的國家安全 。近期以中國網紅為例，偷渡來台被判刑卻在收容天數屆滿後，只能轉為替代處分，卻能趁著等待遣返的空窗期在台「環島嬉遊」，甚至拍片嘲諷台灣執法單位「抓安全帽比查證件還嚴」 。而更令人擔憂的是前中共艇長阮芳勇案，他竟然能在替代處分期間公然接受媒體專訪，示範「滲透教學」，而國安單位竟礙於現行法規無法限制其言論與採訪 。這種「假叛逃、真滲透」的模組化操作，正利用我國法律的寬容，將社會作為統戰宣傳的伸展台 。現行法規的核心邏輯是：當外國人因母國拒絕其入境、斷航等不可抗力因素導致事實上「無法遣送」時，政府不能無限期關押，必須依據移民法第38-7條停止收容並釋放。釋放後，改採移民法第38-1條的「收容替代處分」，要求當事人定期報到、限制住居 。這套機制看似在人權與監管間取得平衡，但筆者從上述幾宗近期中國籍偷渡案例中，看到了極其荒謬的執行亂象。這一切亂象的根源，就在於移民法第38-8條對於「再收容」的限制。法律規定再次收容必須與前次收容合併計算，且總計不得逾100天；針對大陸人民，按照《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則是準用為150天。白話來說，一旦當事人曾被收容期滿，即便他在替代處分期間公然違反報到義務，移民署在法律上也幾乎「無計可施」，保證金僅2.5萬至6萬，就算沒入保證金對有系統性操作的組織而言根本不痛不癢 。這種限制無力的法律設計，無異於告訴偷渡者：只要熬過收容期，接下來你就能在台灣從容趴趴走 。雪上加霜的是，中共在遣返事宜上常採已讀不回的消極態度，導致這些對象平均滯台時間長達半年至一年 。在內政部長劉世芳坦言無法24小時監控的現實下，這些具備國安疑慮的對象成為隱藏在社會各處的管理黑數 。筆者認為應加速推動以下三大修法方向：第一，修訂移民法第38-1條，明確授權移民署訂定特別遵守事項，例如禁止接受媒體採訪，甚至引進電子手環、電子腳環等科技監管，強化管制強度 。第二，將現行保證金費用提高，加強社會安全的嚇阻。第三，若違反收容替代處分，應增設法治規範講習，並作為評估其是否具備替代處分信用之依據。我們的確應珍惜法治帶來的自由，但自由不應成為境外勢力滲透的漏洞，期望行政院能夠提出修正後的院版來補破網。筆者亦認為，行政與立法機關應跳脫單純的人權或治安思維，從「國防韌性」的高度審視這項法律漏洞。法治的慈悲必須建立在堅實的安全基礎之上，否則人權的出口，終將淪為國安的破口。

「我們擁有金錢能買到的最好的政府。」(We have the best government that money can buy.)             —— 馬克·吐溫 (Mark Twain)，美國幽默大師每當選舉季節來臨，台灣街頭便會上演一場視覺暴力的軍備競賽。還沒到法定競選期間，各大路口早已掛滿候選人的巨幅看板，搶眼球、搶位置，更在搶誰的財力雄厚。對於一般市民而言，這或許只是幾個月的市容干擾；但對於有志參政的年輕人或素人來說，這每一面看板，都是一道高不可攀的「貧富圍牆」。我們常自豪台灣的民主活力，但不得不面對一個殘酷的現實：在台灣，沒有個一兩千萬，幾乎別想選上一席直轄市議員。這還只是入門票。若是更激烈的選區，花費甚至可能高達三、五千萬。試問，一個年薪百萬的中產階級，不吃不喝三十年才拿得出這筆錢？當參政門檻被金錢墊高，造成的直接後果就是「階級固化」。能玩得起這場遊戲的，往往只剩下政二代、富二代，或是必須向財團派系低頭尋求奧援的「代理人」。當選後，首要任務自然是回收成本或回饋金主，公共利益只好退居次位。這正是台灣地方政治始終難以擺脫金權糾葛的結構性病灶。「我們或許可以擁有民主，又或者可以擁有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中，但我們無法兩者兼得。」—— 路易斯·布蘭代斯 (Louis Brandeis)，前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難道選舉真的只能是燒錢的無底洞？看看鄰國日本，或許能給我們一記當頭棒喝。日本的選舉文化雖非完美，但其核心的「公費選舉」精神，卻值得我們深思。走在日本街頭，你不會看到鋪天蓋地的違規看板，候選人的海報只能貼在政府統一設置的「公設揭示板（ポスター掲示場）」上。這塊板子公平地劃分格子，無論你是連任多屆的大佬，還是初出茅廬的素人，每個人分配到的版面大小一模一樣，位置也是抽籤決定。這看似死板的規定，卻實現了最基本的公平：讓選民看見的是人與政見，而不是誰的看板比較大塊。東京都知事選舉的展示區，張貼許多類似的競選海報。（資料照，Ken Komiya攝）日本對於選舉用車、傳單數量，甚至網路廣告都有嚴格規範，且部分費用由國家負擔。政府會補助汽油費、司機薪水，甚至提供免費的政見廣播時段。目的很明確：國家有責任把「參政門檻」降到最低，確保人才不會因為阮囊羞澀而被埋沒。雖然《選罷法》也訂有競選經費最高金額限制，但那往往淪為參考用的數字。政治獻金法的灰色地帶，加上看板、造勢晚會這類難以精確查核的現金支出，讓真正的選舉花費始終是個這房間裡的大象，大家心知肚明，卻沒人敢戳破。2026年的地方大選即將到來，許多懷抱理想的青年正準備投入基層。如果你問他們最擔心什麼，十之八九會說是……「錢」。我們需要的不只是鼓勵青年參政的口號，而是制度上的具體改革。若是無法像日本那樣一步到位實施公營選舉，至少應該從「限制看板數量」與「統一揭示板」做起。這不僅能還給城市乾淨的市容，更是打破金權政治壟斷、讓民主回歸選賢與能的第一步。如果民主的入場券標價是以「千萬」「億」為單位，那麼我們選出來的，恐怕永遠不會是最懂民生疾苦的人，而是最懂金錢遊戲的人。

北模考題「如果我媽媽是代理孕母」引起軒然大波，人人憤怒大喊物化女性、剝削女性，但大家真的憤怒對地方嗎？如今我們看到，女權綁定民主價值，口口聲聲的保障女性，但真正防止女權遭代孕制度剝削的方式，不是禁止或閉口不談，而是立法保護所有人。反對代孕的人，最常提出的不是「不想幫助不孕家庭」，而是對三件事的深層憂慮：女性是否會被剝削、身體是否被物化或商品化，以及貧富不均是否因此加劇。這些擔憂不僅合理，甚至值得被嚴肅對待。正因如此，台灣至今未開放代孕，表面上看似道德高處，實際卻讓這些風險全部外包到境外，變成「我們看不到，就當不存在」。這真的是在保護女性嗎？現行制度下，想要孩子的不孕家庭被迫前往他國代孕，面對語言隔閡、法律風險與仲介剝削；而真正承擔懷孕風險的代理孕母，反而落在制度保障最薄弱的地方。當風險發生時，我國法律既無法介入，也無法救援。全面禁止，並沒有消除剝削，只是讓剝削轉入地下與海外。大家常說，代孕會將女性子宮商品化。但現行《人工生殖法》其實早已承認「懷孕行為」與「法律親權」可以分離，捐卵者不是母親，懷孕者也不必然成為法律上的親權人。既然法律已肯認生育行為可以在高度規範下進行，問題就不在於「能不能分離」，而在於「有沒有制度保護」。如果真心擔心女性被迫出賣身體，那更合理的選擇，應是禁止營利、限定利他、強化退出權與醫療保障，而非一刀切地否定所有可能性。禁止立法，等於放棄對真實發生中的行為進行監督。也有人憂慮代孕會成為有錢人的特權，讓弱勢女性成為生育工具。但這正是 John Rawls 所說的制度正義問題：當弱勢者的困境並非出於自身選擇，國家有義務提供結構性的保障，而不是把她們推向他國不管不顧。嚴格的立法，反而能確保代理孕母的同意是真正自願、資訊是充分的、醫療及身體風險是被保障的。根據司法院釋字第 748 號解釋已指出，國家不應僅以家庭形式不同，就否定所有人追求家庭生活的權利。全面禁止代孕，實質上是讓不孕族群在生育上承擔不成比例的限制，真的符合我們一向引以為傲的平等自由價值？真正的倫理，不是拒絕面對現實，而是選擇承擔責任。與其讓國人冒險遠赴海外、讓女性暴露在無法可管的環境中，不如在台灣建立一套嚴格、透明、以人性尊嚴為核心的利他代孕制度。如今我們看到所謂民主價值離代理孕母遠去，價值失衡並不是所有人樂見的。禁止，只會讓我們自以為清白但把問題拋到腦後；立法，才是真正的保護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