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星雨 | 關於作者 | Newtalk新聞

台北某知名女中近日發生高三女學生晚自習期間墜樓身亡的憾事，家屬表示孩子「一切正常」，無任何異常徵兆，這樣的突然與殘酷，讓人心碎，也迫使我們再一次面對一個長年存在、卻始終無法真正改善的問題——台灣教育制度是否早已逼近壓壞孩子的臨界點？ 身為一名就讀教育專業的大學生，我在看到這則新聞時胸口一緊。不是因為事件中的孩子是誰，而是我在她身上看見太多「我們認識的學生」：每天被課表與進度塞滿，下課後還要趕往補習班，下了補習班又得準備段考、模擬考、英文檢定與各式各樣的排名。她們朝著「好大學」奔跑，但很少有人問——孩子真正的狀態是什麼？她快不快樂？她有沒有喘息的空間？ 在台灣，升學壓力從來不是個人問題，而是結構性問題。  1. 排名制文化：把孩子變成數字 許多學校仍以「排名」當作學生能力的主要指標，甚至家長、老師與學生自己，都會不由自主把「成績」與「價值」綁在一起。在這起新聞中提到，有醫師回憶起當年因同儕離世，學校甚至害怕公布成績以免刺激學生——這其實已清楚揭露：我們早就知道排名文化會傷人，但我們卻仍無法或不願真正改革。 2. 超時學習常態化：高中不是學校，是戰場 台灣高中生的一天幾乎被讀書占滿：早自習，正規課程，午休自習，晚自習，課後補習，回家寫功課與練習題，其實過得比我們大人還累，一位 18 歲的少女，一天的生活幾乎沒有留給「自我」的空間。當她感到痛苦、迷惘或疲憊時，社會通常只會回應：忍一下，撐過這段就好了。 但對孩子來說，「現在」就是她的全部，她沒有辦法站在十年後的自己視角去理解這些壓力有一天會變成小事。她需要的是支持，而不是「再撐一下」。  3. 補習文化與家庭期待：教育成了單一出口 許多家長並非不愛孩子，他們相信「教育能翻轉人生」。但不知不覺中，孩子的生活被安排得緊密而沒有選擇： 不補習會跟不上、不上難度高的課程會落後、成績不好會「沒有未來」然而，當教育只留下「競爭」這一條路時，孩子自然會越走越窄，越走越孤單。 【我們該如何改善？】 身為教育系學生，我們學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尊重「孩子作為人」的完整性，而不是只看見成績。但要真正改革，必須從制度到文化一起改變。  1. 降低排名強度，改變學校的成就指標 教育部與學校應更積極調整評量制度：降低排名呈現方式、擴大多元表現認定，讓學生不再因成績而被貼標籤，也讓孩子知道，人生不是只有一種版本。 2. 在課表中加入「真正的休息」 不是把自習時間換一個名字，而是正式納入心理教育課程，並增加非升學壓力的活動（美感、探索、社團），避免過度的晚自習，孩子需要空間思考：「我想成為什麼樣的人？」  3. 補習文化與學校的教學應回到「孩子的能力」而不是「競爭」 規範補習班不宜加重恐慌式行銷，提供更多免費的學習資源，讓家長不必感到「不補就輸」。  4. 建立常態化的心理支持系統，而非事後補救 此次事件中，教育局啟動心理支持非常重要，但我們需要的是「日常即存在」的心理支持例如增加校園心理師人數，讓老師接受基本心理困擾識別訓練，建立匿名管道讓學生求助，給孩子安全的情緒出口心理健康不該只在悲劇發生時被想起，我們欠孩子一個更友善的教育環境 每一次校園憾事，都不是單一事件，而是我們教育體系累積的壓力裂縫。這名 18 歲少女的離去，是家庭的心碎，也是社會的警訊。 台灣的孩子並不脆弱，他們只是被放在太高壓的環境中太久了。如果我們仍相信教育能帶來希望，那我們更應該正視——真正的教育，不該把孩子逼到無路可走。 希望這一次，我們不再只是難過，而是開始改變。

台北市一名國中教師近日在校園執勤時遇襲，引發教育界強烈反思。該名教師在下課時間多次勸導班級學生保持秩序，但在第四次規勸後，竟遭一名學生衝上前施以拳打與腳踢。事後，老師無奈詢問：「我不能打學生，那學生打老師，我能告他嗎？」此言一出，引起外界對教師人身保障與教育制度的關注。 立委葉元之21日於Threads公開求助訊息截圖，指出該教師並非其熟識人士，卻因走投無路而尋求協助。葉感嘆事件令人難過，並表示將持續敦促教育部提出改革方案，「還給老師有尊嚴、友善的教學環境」。 事件曝光後，許多教育工作者與家長在社群平台表達不安與憤怒。部分聲音指出，近年「正向管教」與零體罰政策雖立意良善，但現行制度缺乏具體配套，使教師在處理學生違規時處於弱勢，「家長打一通1999就能改變校方政策，現場老師的專業反而被忽視」，而退休金改革變少，以及退休年齡逐漸延後，許多老師們需要到60多歲才能退休，在面對教學環境惡化和現在各式各樣的恐龍家長和學生，教學老師連自保的手段和能力都沒有，也可能導致未來願意成為老師的人逐漸減少，好的老師也不願意再留在校園，師資缺乏。 不只輿論壓力，教師實際的法律風險更令人卻步。教育界人士指出，一旦教師向學生提告，往往會面臨漫長法律程序、行政調查甚至輿論質疑，「是否有愛」被放大檢討；然而，教師遭到暴力侵害的法律保障與心理支持卻付之闕如。這種制度性壓力使教育現場逐漸形成「學生有豁免權、老師承受壓力」的失衡狀態。 而我本身是一位正在修習教程未來也想踏入校園成為一位國小老師的大學生，了解到現在教育環境後，更意識到對於老師的保護、教育改革的重要。對於制度改革希望能讓教育現場重新回到師生互信的狀態，需要明確法律定位，將教師人身安全納入教育法規，教師遭暴力侵害視為公務員執行職務時之攻擊，建立快速報案與司法通報流程。 1、教育部應制定專章規範：學生暴力行為的處理標準，避免校校不同、規則失焦。也須建立三級處遇機制：校園暴力不再個案化 第一層：校內紀律——依違規程度設定警告、輔導、家長面談及暫時隔離。 第二層：專業介入——諮商心理師、社工或少年輔導系統立即參與，而非推給導師承擔。 第三層：司法轉介——涉及肢體攻擊或重度霸凌者，啟動少年法或保護程序。保障教師告訴權與法律支援，教育主管機關提供免費法律諮詢與訴訟補助，避免教師因成本放棄維權。設立教師保護基金及心理支持資源，使教學不再淪為孤軍奮戰。 2、重新檢討「正向管教」落差正向管教的核心不是放任，而是有界線的尊重。改革應納入教師實際執行權限，清楚界定「干預行為」與「體罰」的界線，保障教師在秩序維護中可以依法行使權力。 校園不只是教育場域，更是人身安全的公共環境。當教師因履行職責而遭暴力攻擊，卻僅剩沉默與自責，教育制度便形同失能。只有建立清晰規範、完善支援與學生責任機制，讓「尊重」不再單向要求教師，台灣教育的信任才有可能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