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在1979年1月的橋頭事件，是戒嚴令下第一次的示威遊行。 它改變一個政治家族的命運，它凝聚一群黨外人士的集體意志， 它推進一個國家的民主步伐。 橋頭因而成為自由的灘頭堡，高雄更是台灣民主的聖地。 今年是橋頭事件40週年紀念，也是高雄政壇面臨民主政治的另一種變動，此刻民進黨要反省什麼呢？讓我們回頭來看看，在高雄最接地氣的民主前輩，一個大時代的故事--台灣第一位黨外縣長余登發，重新回顧審視台灣追求民主的初心以及這當中的艱困過程，尤其是余登發一生對台灣土地及人民至情至義的付出。 這次由八卦寮文教基金會經過一年多的努力，編撰了「橋頭事件40週年」紀念專書，除了回顧大時代的意義，也希望橋頭事件永不再發生。本書獲得財團法人八卦寮文教基金會授權獨家刊出，以饗讀者。本書預計明年1月出刊。
1979年5月，姚嘉文與陳菊共同出版的「黨外文選」書籍，以余登發及許信良為封面人物。書中記錄了許多余登發父子與橋頭事件的相關報導，這本書卻遭到警總以「內容淆亂視聽」、「挑撥政府與人民感情」之由，核已違反台灣地區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第三條、第六、七款、依同法第八條之規定，予以查禁。
台灣過去在「白色恐怖」陰影的籠罩下，有太多民主前輩被情治機關與警總調查人員羅織罪名入獄，甚至被判死刑的例子。余登發父子當年所遭受到的冤案，蠻橫的國民黨政府，事後不但沒有澄清事件的真相，也沒有作任何形式的道歉，還余登發父子一個公道；甚至直到十多年後，余登發因不明原因離奇往生後，台灣興起一片為白色恐怖時期受害者爭取權益的浪潮時，余家家族成員包括時任國策顧問余陳月瑛、縣長余政憲、立委余玲雅及省議員余政道等人，曾共同卯足全力向執政當局爭取洗刷當年余登發被構陷「匪諜案」的冤屈及調查余登發真正的死因時，都還處處受阻、找不到門道。
余政憲在立委任內，曾積極為祖父余登發遭誣陷的匪諜罪平反，並在立法院多次提出質詢，要求公開余登發父子叛亂案真相，但執政當局卻置之不理，最後只好訴之監察院，希望透過監察院的調查，還他們余家一個清白，但是，還是石沉大海。
余政道為祖父平反的案外案
1998年6月3日，余政道省議員想為祖父平反。余政道與高雄縣縣府機要秘書林敬堯、高雄縣議員陳啟昱共同召開記者會，指控八名情治人員誣告余登發父子。余政道具名控告當年參與「余登發父子叛亂案」的情治系統重要成員，包括調查局主掌情治系統的調查處三處，計有：王昇、阮成章、趙作棟、翁文維、葉肇祥、張愧生、胡民安、顏文一等八人，向他們求償一億元，並要求新任調查局長公布白色恐怖檔案，如果這個官司勝訴，他要成立「白色恐怖平反基金會」，部分捐獻給「國際特赦組織」。
但1998年6月22日，國民黨高雄市黨部副主委葉肇祥卻針對余政道、林敬堯與陳啟昱三人，向法院提自訴毀謗，要求余政道等三人，需負擔民事賠償三千萬元。高雄縣縣府機要秘書林敬堯聽到這個消息後非常氣憤不平，認為國民黨與調查局不但不知反省，反而惡人先告狀。他指出，在威權時代，這些人都是操縱白色恐怖的幕後黑手，不知害了多少人妻離子散；然而這些加害者至今不但沒有受到報應，甚且還在享受榮華富貴，根本不能體會受害者悲慘的情況。他之所以敢站出來，就是要讓那些參與迫害的情治人員的惡行受到公裁，讓他們得到應有的教訓。
調查局副局長高明輝回憶錄
但也不是每一位情治人員都是泯滅天良的。前調查局副局長高明輝，自情治單位退休之後出版了他的回憶錄，書中自述：當年，調查局若沒有因「吳泰安匪諜案事件」，把余登發逮捕，國內的政治環境，是不是會這樣急轉直下，頗有疑問。因為逮捕余登發父子，引起黨外人士的極度憤怒。高明輝認為：「余登發父子叛亂案是情治單位一個敗筆，吳泰安其實只是一個神棍，他哪裡懂得什麼政治叛亂？是我們太誇張案情，他搞的一些動作，非常幼稚可笑。」
當年，高明輝得知桃園縣長許信良被司法院公懲會休職縣長處分後，心中不但沒有欣喜感覺，反而覺得沉痛。他回溯：「這以後，國內的政治反對運動，就如同澎湃的大海，不斷的擴大、蔓延、發展，我所憂慮的事情，都迅速展現出來。（一個老調查員的自述， 1995年2月20日中時晚報）
也許很多的人證物證已經都被消滅、事實的真相永遠難被還原，余登發的「匪諜」臭名一直得不到真正的平反；但這又何曾減損這位「老縣長」人格的芬芳和既成的美名呢？人們至今記得的，是這位將自己一生奉獻給台灣民主運動的老先覺，在事件裡所展現的「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崇高氣度；甚至可說，有很多人，都是透過余氏父子被拘捕的這個事件，才開始認識余登發的。
後世評論者也以為：如果沒有吳泰安事件，就沒有余登發案，也就不會有之後的橋頭鄉遊行、許信良桃園縣長被停職的風波；美麗島事件及接下來的軍法大審就不會提早發生。當年為美麗島事件被告辯護的律師，因美麗島事件開始結合，並成為後來反對勢力的中堅分子，這一切，都可以說是受了余登發父子案直接或間接的影響。
高雄鄉親製作聲援余登發父子海報。 圖：艾琳達／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