甫落幕的中共二十屆五中全會以全面「從嚴治黨」為主軸，重申集中領導與政治忠誠。然而，當權力集中於習近平，問責卻止於下級，反腐便難以觸及制度根源；而中共高層官員接連落馬，暴露習近平選任與監督失靈；另忠誠凌駕專業，則壓縮建言與糾錯空間。因此，這場全會揭示的核心矛盾，就是以習近平個人權威處理集權弊病，卻拒絕讓最高權力接受有效制衡，成為侵蝕中共國家治理能力的關鍵所在。

一、從嚴治黨服務個人集權，五中全會暴露權責失衡
中共二十屆五中全會於2026年10月26日至29日召開，企圖藉持續推進「全面從嚴治黨」之名，掩飾權力清洗與專斷統治的弊病，並以歌功頌德的政治宣傳，將習近平治下的治理失敗粉飾為所謂「政治成就」。如何評斷一個政治制度是否健全，就是取決於權力能否受到約束、決策錯誤能否公開追究，以及健全法治能否更換失職者；依此檢視，這場全會的核心問題，就是將國家治理化淪為中共一黨的控制，再將黨的權威集中於習近平個人。

當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同時主導政策、掌握人事、指揮紀律調查，並透過宣傳體系界定成敗，權力與責任便嚴重失衡，就是下級必須接受追究，最高決策者卻缺乏相應制衡。如此一來，中共中央會議便難以發揮檢討政策、追究責任的功能，反而成為確保習近平領袖權威的政治儀式；易言之，習近平要求中共全黨接受嚴格監督，卻未建立足以約束自身的制度。所以「從嚴治黨」的赤裸體現，就是「紀律可以向下延伸，問責卻難以向上追究」。

二、高層整肅揭露選任失靈，習近平不能迴避用人責任
據中共新華社29日發布的「中國共產黨第二十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公報」中，確認對軍隊、地方及中央部門的張又俠、劉振立、馬興瑞、劉建超等多名高層的黨紀處分。如此廣泛的人事震盪，首先應接受檢驗的，就是掌握任用與監督權的習近平領導體系。試問這些中共高階官員如何通過政治考察、取得重要職位，又為何在層層監督之下持續出現嚴重問題？

習近平既強調黨管幹部與集中領導，就必須承擔相應的選任責任，不能任用時歸功於中央識人，出事後卻全部歸咎於個人變質。再者，若中共官方指控屬實，即反映幹部選任與監督制度存在嚴重缺失；若相關案件未公開充分證據，也未經透明且可供檢驗的程序，處分是否公正便難以令人信服。此外，反覆查辦撤換高官而不追究制度責任，只會讓每次整肅成為下一次整肅的起點；最高領導人習近平若始終置身問責之外，所謂「全面從嚴」，只是責任單向下移的權力安排。

三、自我革命排斥外部制衡，反腐無法根治權力腐敗
話說這次五中全會將「自我革命」與「人民監督」是擺脫治亂更迭的主要途徑，並重申由黨中央統一領導反腐敗工作。但「人民監督」必須以「知情、揭弊、追責及公開討論」的健全法治為基礎；如果監督的範圍、方式與後果，仍由被監督者習近平一人獨斷，便難以觸及權力核心。同樣地，嚴懲貪腐可以提高違法成本，卻不能取代透明決策與獨立監督；當資源分配高度依賴行政裁量，幹部升遷又取決於上級評價，官員便有強烈誘因經營權力關係，公共責任反而受到排擠。

因此，習近平獨裁治理的矛盾，正在於「以更集中的權力，處理權力過度集中」所衍生的弊病；而整肅強化領導權威，領導權威又限制監督，形成難以自行突破的惡性循環。因此，中共反腐持續多年仍不斷出現高層案件，必須追問權力運作方式是否真正改變，若僅有懲罰貪腐者，卻保留滋生貪腐的封閉結構，「自我革命」終究難以完成制度改革。

四、忠誠凌駕專業與求真，政治高壓削弱治理效能
29日由中共新華社所發布的「五中全會公報」也要求強化忠誠教育、加強幹部管理，並提升組織體系的執行能力；然而，行政效能有賴真實資訊、專業判斷與及時修正，不能僅靠服從維繫。當忠誠成為壓倒性的考核標準，官員便容易先判斷報告是否符合上意，再決定如何呈現問題；當對政策的質疑被視為政治不忠，幹部便更不敢直言，真實情況也就難以上達，進而影響決策判斷；加上地方為求自保，將延後處理爭議、逐級上交風險，使「集中領導」演變為「集中等待」。

因此，習近平一方面要求幹部勇於擔當，一方面又不斷收緊政治判斷的界線，實際上壓縮了自主決策與承擔責任的空間。另外，經濟發展、民生保障與科技創新各有其規律，無法靠政治表態解決；所以「服從比求真安全，沉默比建言有利」，最終受到侵蝕的就是中共整體的政府效能與治理能力。

五、結論：習近平集權逃避問責，一人專制加深治理危機
綜上，中共的五中全會將鞏固黨的長期執政置於核心位置，卻未回答人民如何有效追究最高決策者的責任。因此，紀律再嚴、處分再多，只要政策成敗仍由掌權者習近平主導解釋，糾錯機制就存在根本缺口；此外，習近平既要求權力集中，就必須承擔集中決策的後果，而不能將成果歸於領袖，將失敗推給幹部，更不能以持續整肅替代對自身施政的過失。

當前中共體制的危機，在於錯誤能否被及時發現、阻止與修正，也就是權力愈集中，反對意見愈難進入決策；忠誠要求愈強，真實資訊愈容易受到過濾；所以，中國需要能夠約束掌權者、保障公共討論並落實政治責任的制度。當五中全會繼續沿著集權與整肅推進，所強化的是習近平的個人統治，所削弱的卻是制度自我修正的能力；當習近平一人的權威凌駕公共利益，整個國家就必須承擔其判斷失誤的代價，這正是「一人一黨專制」最應受到嚴厲批判之處。

作者：陳文甲（印太戰略智庫特別顧問、開南大學副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