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文甲觀點》「在台灣罵中共也有事？」一文看懂《民族團結促進法》第63條的寒蟬陷阱

發布 2026.06.22 20:31

中共全國人民大會通過被視為「長臂管轄」的武器——《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引起國際熱議。圖：達志影像／美聯社（資料照）

問題意識：中共從民族治理走向跨境威懾

頃聞，中共即將於2026年7月1日施行《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表面上是以「促進民族團結」為立法目的，實際上卻反映習近平時代國家安全法制的進一步擴張；因為，該法不只是處理中國境內少數民族事務，更把民族團結、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反分裂、反外部干涉等連結起來，並將民族政策、意識形態、網路言論與對外政治鬥爭等面向納入同一套治理架構。

此外，這項法律最值得注意之處，不在於中共是否會立刻逮捕境外批評者，而在於它建立了一種「法律化威嚇」機制；因此，中共不一定需要對每一位台灣人、日本人或海外華人執法，只要讓外界相信只要批評中共民族政策、支持台灣，以及聲援新疆、西藏、香港，都將追究法律責任，就足以產生自我審查效果。這正是中共威權法制最典型的控制型功能，也凸顯出所謂「中共法律」，不只是審判工具，更是政治控制與心理壓迫工具。

核心條文：第63條是域外管轄的關鍵

本法最受爭議的是第63條，該條規定中國境外的組織和個人，一旦有針對中國進行破壞民族團結進步、製造民族分裂等行為，將依法追究法律責任，代表中共將民族問題的管轄範圍，從「境內治理」擴張到「境外箝制」。

然而，此法律條文本身並未載明「在台灣罵中共就是犯罪」，至於媒體標題雖有警示效果，但從法律分析來看，真正問題在於用語高度模糊，有如：何謂「破壞民族團結」？何謂「製造民族分裂」？批評新疆再教育營、西藏宗教政策、蒙古語教育限制，或支持台灣國際參與，是否會被認定為破壞民族團結？因為法律沒有明確界線，中共執法機關便擁有高度裁量空間。

因此，中共法律風險不在於所有批評中共的人都必然入罪，而在於中共可依政治需要選擇性執法。其中，對一般台灣民眾而言，若未進入到中國、香港、澳門，當然被捕的可能性極為有限；但若未來赴中旅遊、經商、轉機、參展、任職，相關言論紀錄就可能被列為盤查、拒絕入境、行政拘留或刑事追訴的依據。

法制脈絡：中共「長臂管轄」正在制度化

這項法律並非孤立事件，而是中共近年國家安全法制擴張的一環。從《香港國安法》到《反間諜法》修訂，再到《反外國制裁法》與數據、保密、網路安全相關規範，中共逐步建立一套以國家安全為核心、以域外管轄為手段、以模糊罪名為彈性的法律體系。

其中，《香港國安法》第38條已經載明，即使非香港居民，在香港以外被認為針對香港實施危害國安行為，也可能適用該法；而此次《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第63條，則把這種模式延伸到民族、宗教與分裂議題。易言之，中共正在把「境外批評中國」，逐步轉化為「境外危害中國安全」的法律論述。

所以，這種法制設計包藏著三個政治控制功能：一則是，對內宣示政權強硬，強化習近平對民族問題與意識形態的絕對控制；二則是，中共對外嚇阻海外華人、學者、媒體、企業與政治人物，降低其批評中國的意願；三則是，中共為未來個案執法預留法律依據，一旦需要報復特定人士或組織，就可從既有法條中找到理由。

對台影響：不只是法律問題，更是認知作戰

對台灣而言，這部法律的戰略意涵尤須吾人警覺，因為中共長期把台灣問題納入「國家統一」與「反分裂」框架，如今又把「民族團結」與「境外責任」連結起來，等於進一步擴大對台政治言論的壓迫空間。

所以，未來台灣政治人物、學者、媒體工作者、民間團體與網紅等，凡涉及批評中共民族政策、支持台灣主權、聲援新疆西藏香港，或反對「中華民族共同體」論述者，都可能被中共輿論與法律系統扣上「分裂國家者」與「破壞民族團結」的帽子；即使中共無法在台灣直接執法，也能透過發布制裁名單、拒絕入境、威嚇家屬、影響商業往來、操作統戰媒體等方式，製造壓力與威懾。

當然，這正是中共認知戰的核心，因為它不一定要讓台灣人相信中共法律有效，而是要讓台灣人擔心「講了會不會有後果」；只要公民社會開始自我審查、學界避免敏感研究、企業不敢表態、媒體降低批判力，中共就達到部分戰略目的。

對外衝擊：置身投資中國風險再升高

對外國企業而言，此法未必直接規定外企不得撤資，但它提高了中國市場的政治不確定性，因為企業若涉及新疆供應鏈、人權查核、宗教自由、少數民族勞動權益、台灣標示或香港議題，都將被中共官方認定為「抹黑中國」或「破壞民族團結」。如此，這將使企業面臨雙重壓力，就是在民主國家必須回應人權與合規要求，另在中國市場又將被政治化追責。

因此，此法將進一步推升「對中投資成本」，而這裡的所謂成本不只是稅務、勞動或物流成本，更包括法律風險、聲譽風險、資料風險與人身安全風險；至於外企過去評估中國，多半重視市場規模；而現在則必須把政治安全與法制的不確定性，被迫納入企業投資核心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