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時代的故事》第七章

橋頭事件40週年》高雄橋頭事件及吳泰安匪諜叛亂案

新頭殼newtalk | 文/八卦寮文教基金會
1970-01-01T00:00:00Z
余登發老縣長被捕前,在高雄仁武鄉八卦寮的余宅與黨外人士聚餐。   圖:陳博文/攝
余登發老縣長被捕前,在高雄仁武鄉八卦寮的余宅與黨外人士聚餐。   圖:陳博文/攝
發生在1979年1月的橋頭事件,是戒嚴令下第一次的示威遊行。 它改變一個政治家族的命運,它凝聚一群黨外人士的集體意志, 它推進一個國家的民主步伐。 橋頭因而成為自由的灘頭堡,高雄更是台灣民主的聖地。 今年是橋頭事件40週年紀念,也是高雄政壇面臨民主政治的另一種變動,此刻民進黨要反省什麼呢?讓我們回頭來看看,在高雄最接地氣的民主前輩,一個大時代的故事--台灣第一位黨外縣長余登發,重新回顧審視台灣追求民主的初心以及這當中的艱困過程,尤其是余登發一生對台灣土地及人民至情至義的付出。 這次由八卦寮文教基金會經過一年多的努力,編撰了「橋頭事件40週年」紀念專書,除了回顧大時代的意義,也希望橋頭事件永不再發生。本書獲得財團法人八卦寮文教基金會授權獨家刊出,以饗讀者。本書預計明年1月出刊。

黨外陣營決議於1979年的1月29日從台北啟程作環島拜年活動,沿途散發「黨外國是聲明」;並訂於2月1日,由黨外領導人余登發具名邀請全台黨外人士,在高雄縣橋頭鄉的高苑工商舉行千人大餐會。

然而就在1979年的1月21日凌晨5點20分,卻有十幾名未出示身份的不明人士,潛入高雄仁武鄉八卦寮的余宅,押走余登發,即刻用飛機轉送至台北調查站;上午10時,又至縣長黃友仁(余登發女婿)的公館逮捕余登發之子余瑞言。他們父子被捕的共同罪名是「涉嫌參與匪諜吳泰安叛亂」。當日晚間的電視新聞報導及次日的官辦報紙,都以顯著的標題及篇幅指出:一位於1978年10月已經被捕並被起訴的「匪諜」吳泰安供稱,他曾將中共頭子華國鋒的派令「革命動員第一號令」經余瑞言交給余登發,派令的內容是任命余登發為「高雄台灣地區最高指揮司令」,檢方並自余家搜出軍服及別有紅星的軍帽五百套及手槍和手榴彈等。

國民黨誣陷余登發父子參與匪諜吳泰安叛亂

雖然早就預知國民黨在遭受被美國片面斷交的打擊後,一定會發動議題詆毀誣陷黨外人士,以便為自己的外交失敗找到卸責的出口,但一下子就找上余登發父子且羅織了這麼荒唐的罪名,黨外人士相信,國民黨政府主要是為了阻止黨外人士的全國串連活動。當時他們分析狀況,一致認為,連余氏這樣在高雄擁有勢力的人,國民黨都可以憑子虛烏有的理由就拿下,那他還有誰不敢抓?如果不趕快採取適當的反應,接下來所有的黨外人士都將面臨最危險的情境……

余家面臨這個巨變,如驚弓之鳥。加上有人放話說,要連余家的第三代都抓起來,余登發的媳婦、時任省議員的余陳月瑛,在驚惶失措的情況下,連忙把當時就讀大一的兒子余政憲,帶去高雄市鹽埕區的娘家藏起來,深怕被國民黨抄家滅族。

許信良說:我們不能再等待別人宰割了

包括許信良、施明德、張俊宏、陳菊、陳鼓應、王拓、艾琳達、田秋堇、蕭裕珍、賀端藩、魏廷昱等黨外人士,緊急在台北張德銘律師事務所聚會,共同研商對策。桃園縣長許信良在討論中說:「選舉停止後,國民黨一切反民主的舉動,我們可以視為是他們的自保行為;但是,抓余氏父子已是一種攻擊行為。況且余登發老縣長已高齡75歲,余瑞言因身體健康關係早已多年不問世事甚至家事,如今卻成為國民黨向黨外開刀的對象,實在令人不忍。連余氏這樣在高雄地區擁有勢力的人物都抓,還有什麼不敢抓呢?這是國民黨全面鎮壓黨外的開始,我們不能再等待別人宰割了!……」

於是這份由許信良口述,王拓記錄整理並複印的「為余氏父子被捕告全國同胞書」,由黨外人士共同對外發表,且秘密約集全國黨外人士一起南下高雄縣橋頭鄉慰問余家,並決定在余登發的家鄉發起遊行示威,抗議國民黨濫捕。

余登發老縣長居住的八卦寮的二樓老宅   圖:余岳叔/攝
余登發老縣長居住的八卦寮的二樓老宅   圖:余岳叔/攝
桃園縣長許信良率先簽署「為余氏父子被捕告全國同胞書」。   圖:陳博文/攝
桃園縣長許信良率先簽署「為余氏父子被捕告全國同胞書」。   圖:陳博文/攝
黨外人士發起簽名「為余氏父子被捕告全國同胞書」。   圖:陳博文/攝
黨外人士發起簽名「為余氏父子被捕告全國同胞書」。   圖:陳博文/攝
黨外人士在橋頭余宅前書寫「為余氏父子被捕告全國同胞書」海報。   圖:陳博文/攝
黨外人士在橋頭余宅前書寫「為余氏父子被捕告全國同胞書」海報。   圖:陳博文/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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