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學者饒宗頤去世後，中聯辦在其官方網站發布消息表示，“國家主席習近平、總理李克強、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政治局常委汪洋、副總理劉延東、國家副主席李源潮、政治局委員楊潔篪、中央組織部部長陳希、前國家主席胡錦濤、前政治局常委劉雲山、前中紀委書記王岐山等中央領導以不同方式表示悼念，並向其家屬表示慰問”。中聯辦主任王志民當日即到饒宗頤家中慰問悼念，次日再度到饒宗頤家中，“轉達國家主席習近平、總理李克強等國家領導人對饒宗頤先生的逝世表示悼念，對其家屬表示慰問”。中國央視更是對其極盡讚譽之詞：“饒宗頤先生畢生學術耕耘不輟，藝術創作不止，文化傳承不斷，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弘揚者，「一帶一路」文化傳播的踐行者，是中華文化自信的表率。他的學術造詣、藝術成就和國家情懷受到廣泛稱讚，他是香港的自豪，也是國家的驕傲。”甚至形容饒氏之辭世爲“文曲星歸天”。更有媒體評論説，國家最高領導人對一名在海外生活的學者公開表示悼念，是「超規格」表現。饒宗頤的追悼安排，很可能會接近前政協副主席霍英東離世時的追悼規格。

饒宗頤生前常常説自己「喜讀書，不喜交際」。然而，已經九十多歲時，他偏偏不辭辛勞，遠赴北京“朝聖”，雖然沒有見到聖上，倒是見到了兩朝宰相——一次謁見溫家寶，一次謁見李克強。李克強在中南海紫光閣當面稱讚饒氏“近百歲高齡仍心繫國家發展，學術耕耘不輟，藝術創作不斷，是香港特區的驕傲”。當時，有北京學者認為，這或可視作繼習近平看望北京大學教授湯一介後，中共當局力圖推動傳統文化復興所釋放的又一訊號。

我對於共產黨捧的文人，首先就打一個大大的問號。因為共產黨不會輕易投入資源塑造“國學泰斗”，除非這個“國學泰斗”有益於其統治。從共產黨對待劉曉波和饒宗頤截然不同的態度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不屈服的異議者，一定要囚禁、虐待致死，讓他人望而卻步；曲學阿世的乖乖綿羊，則可樹立爲奴才之樣板，讓後繼者絡繹不絕。

饒宗頤從來不是遺世獨立的世外高人。香港評論人古德明指出，饒氏雖故作清高，但香港達官貴人聚會，常常見他身影。他更事君有道，深得中共歡心。二零一七年，香港易手紀念日前夕，他告訴《廣州日報》記者：「香港回歸祖國懷抱那天，我心情激動，作《臨江仙．賀香港回歸》一詞。」二零一三年，習近平提出「中國夢」不久，他又撰《中國夢當有文化作為》一文響應。中共當局對於這些言行舉止，當然是看在眼中，樂在心頭。

饒宗頤除了與現任特首林鄭關係密切之外，與香港的建制派人士也關係友好；他是全國政協副主席兼前特首董建華牽頭成立的“團結香港基金”之名譽顧問，過往亦至少兩度捐出墨寶予中共在香港的傀儡政黨民建聯拍賣籌款。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在民建聯於二零一四年舉行的籌款晚宴上，拍賣饒宗頤的兩幅墨寶，分別籌得兩百萬及一百八十萬元。時任中聯辦主任張曉明首度公開拍賣書法作品，為民建聯籌得一千三百八十萬元，加上他獻唱一曲《敢問路在何方》另籌得一千一百萬元，讓饒氏望塵莫及。事隔兩年，民建聯再舉行籌款晚會，饒宗頤同樣捐出墨寶支持，但「只籌得」三百萬元。張曉明的字畫成交價高達一千八百八十萬元。學富五車的泰斗被不學無術的貪官打敗，真是大大“有辱斯文”，不知饒氏當作何感想？香港學者蔡子強評論説，饒宗頤墨寶的藝術價值肯定較張曉明的書法為高，然而“捐款者以高價競投張曉明的作品，是希望討好民建聯與中聯辦”。可見，共產黨雖然用他，亦不過“倡優蓄之”，共產黨官僚及親共的香港商人，並不是真心尊重其學術成就及書法藝術，真是自取其辱。

當代中國的“國學熱”，並非自然生成的，而是官方可以引導的。其源頭是六四屠殺之後中國出現信仰及文化真空，中共當局深知馬列毛主義對大眾失去了吸引力，只好重新抬出文革中被毛澤東摧抑的傳統文化，即譚嗣同所説的“兩千年皆秦制”，來蠱惑和麻醉人心。穿不倫不類的漢服、讀“弟子規”、召開全球佛教大會、乃至抵制聖誕節等“洋節”，甚囂塵上、蔚為大觀。於是，活得比同代人更長的季羨林熬成了“國學大師”。季羨林死後，家人爭奪遺產，醜態百出，顯示國學大師連“齊家”這個最低標凖都未實現。

由此，饒宗頤成了碩果僅存的“國學大師”。這倒符合“香港城邦論”的倡導者陳雲所説的“華夏文化的真傳在香港”。而台灣人對饒氏的尊崇，亦源於國民黨當年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以及國民黨長期的“中華文化中心主義”的洗腦教育。中華文化的神秘化和巫術化，在香港和台灣這兩個形式上已經實現現代化的社會，甚至比在中國更加嚴重。據說，饒宗頤冶學範圍極廣，涉及考古學、古文字學、史學、詞學、音樂史、目錄學、方志學等；且精通多國文字，包括英、法、日、德、印、伊拉克語等，並通曉梵文、古巴比倫楔形文字等——這些都是沒有多少人能懂的領域，不懂，人們自然就肅然起敬。饒氏的弟子汪德邁指出，饒氏的工作能力異於常人，更形容老師是一座「行走的圖書館」：「驚人的記憶力，是饒公成為卓越文獻學家的原因之一。」然而，實事求是地説，饒氏所做的僅僅是資料收集和整理工作而已，他並沒有任何一部作出獨特思想創見的著作。他精通多種文字且記憶力驚人，在古代農耕社會固然是一大特長，但在計算機和網路普及的現代社會，幾乎不具備多大的優勢。所謂「行走的圖書館」，難道比得上連小學生都會使用的維基百科和谷歌蒐索引擎嗎？

饒宗頤讀書固然很多，但沒有被真理所光照的知識，即便汗牛充棟、滿坑滿谷，也只是某種讓他可以“貨與帝王家”的資本積累而已，而無法形成可以“因真理、得自由”的思想和觀念。這就是西學與國學之根本性差異：西學從希臘和希伯來時代開始，就具備了強烈的“求真意志”，以探索人的自由和解放爲旨歸，故而西學能逐漸建構起普通法傳統、法治和契約精神、私有產權和人身自由的保障、代議制等近代文明的關鍵因素；而國學從春秋戰國時代開始，就是合縱連橫，奔走列國，以權術爲方法，以權力爲導向，所謂“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用學者黃文雄的話來說，不過是“帝王統治術、封建護身符、思想的麻藥、倫理緊箍咒”。

當儒學成為國學之主流之後，更是成為生產奴隸和奴才的流水線。黃文雄指出：“儒教強加在百姓身上的，如君君臣臣、夫婦有別，全是合理化社會不平等的奴才道德，大部分百姓雖無力反抗，也不可能真心接受，因此只要統治者管不到，就不會乖乖遵守，所以看在外國傳教士眼裡，自然是一群被動、缺少反省與良心的「良民」。至於少部分內化儒教道德、自願當奴才的臣民，為了顯示盡忠盡孝，便以忠孝節義之名，上演一齣齣父食子、夫殺妻、割股獻君、切肉餵父、易子而食的荒謬場景，終將中國社會帶領至無以復加的變態、病態、畸形狀態。”對此，日本明治維新時代的思想家福澤諭吉感嘆説：“一個國家社會，若儒術越發達，儒學愈興盛，只會造成更大的惡，人們的智慧德行每況愈下，惡人與愚者大增，禍患無窮。”難怪福澤諭吉要竭盡全力帶領日本“脫亞入歐”——所謂“脫亞入歐”，其實是“脫華入歐”，也就是擺脫如硫酸般具有腐蝕作用的中國文化的影響，邁向自由獨立的西方文明。

饒宗頤是一名中了儒學之毒甚深的凡夫俗子、趨炎附勢之徒，在遙遠的帝國邊緣的香港，至多算是一名三心二意的“幫閑”，其作惡程度遠遠比不上那些在中國“擼其袖子蠻幹”的幫凶，如林毅夫、胡鞍鋼、余秋雨、于丹、莫言之流。饒宗頤得享長壽，得益於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的自由與法治的保障，否則，若他在中國，說不定熬不過反右、文革等疾風暴雨的政治運動，即便倖存下來，也沒有一間書房、一張書桌供他吟詩作賦。所以，他當感激的不是共產黨，而是英國人。

畸形的中國文化遵奉“人死為大”的變態原則，為什麼人死了就能享有免於被批評的豁免權呢？既然每個人（特別是公共人物）都需要“蓋棺論定”，那麽對死者的評論乃至批評就是理所當然的。我常常在某些公眾人物離世時發出“不和諧”的聲音，如季羨林、陳映真、楊絳，惹得很多他們的粉絲乃至為數眾多的“厚道人”不快甚至憤怒。但我堅持認為，既然他們在公共領域享受了讚譽，獲得了有形無形的資源，他們就必須付出接受多元評論乃至負面評論的代價。

饒宗頤當然不是大奸大惡之徒，若是他生長、生活在歐美社會，他不過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大學教授，他的學問固然有一定的價值，但不會像在華人世界那樣被視為“國寶”。美國沒有“國學”，也沒有對所謂“國學大師”的五體投地，美國是一個平等的社會，開餐廳的人並不會覺得自己比當教授的人低人一等，當教授的人也並不會覺得自己比開餐廳的人高一等。而華人世界對瑣碎的知識和人的記憶力的怪異崇拜，乃是源於千年科舉制度的遺風。雖然饒氏沒有狀元的冠冕，但最高元首習近平悼念其死亡，被人們引以爲人生中莫大的榮耀。宋代理學家張載曾有所謂“橫渠四句”，認為讀書人要“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其實不過是儒生書齋中的意淫。饒氏或許做到了“為往聖繼絕學”——然而，若這種“絕學”不能增進人類的自由和幸福，它不過是某種最低層次的“考古學”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