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語、農權、台灣國！耀伯一生的夢想與奮鬥目標。這一路走來的心路，化做一篇篇文章，耀伯要出新書了，預計11月由玉山出版社發行，感謝所有人的一路扶持，更感謝所有支持耀伯新書的好友們。
「施明德逃亡是對的，而且真關鍵，戰線拉長，時間換空間。如果彼時予（那時讓）國民黨會使（可以）速戰速決，一定會有很多黨外人士真緊就攏總予打掉（很快就全部被槍決）。好佳哉（幸好）施明德逃亡拖一個月，海外台灣人才來得及抗議佮救援行動。」耀伯回憶自已逃亡期間，看到當時報紙的感想。
當年，唯一足以對國民黨造成壓力的，只有那個已經撤銷承認中華民國政府的美國，而美國願不願意伸出援手，又取決於外在所形成的壓力夠不夠大。這正是那段短短一個月黃金救援時間裡，許多故事都令人感動的所在。
毫無疑問，海外台灣人極盡所能的聲援行動，以及艾琳達在美國國會，無所不用其極的身影，都具有決定性的影響。這其中還包括海外華人，例如美國哈佛大學教授余英時，為此投書「紐約時報」，強調「受審判的不是這些人，而是台灣的民主。」
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作家工作坊」負責人聶華苓，建議陳若曦帶著旅美學者與作家的連署書，返台面見蔣經國。聶華苓曾是「自由中國」雜誌的編輯，她對陳若曦說，「雷震被捕，我們希望胡適回台灣，為雷震求情，他沒有。我們一輩子不原諒他。」
陳若曦，原名陳秀美，1938年生，台北縣永和人。就讀台大外文系時，曾與白先勇、歐陽子、王文興等人創辦「現代文學」雜誌，畢業後留學美國。1966年隨外省籍丈夫段世堯，舉家前往中國定居，碰上文化大革命，吃了不少苦頭，所幸她是回歸的台籍海外學人，未受到更慘烈的遭遇。
她的著作「尹縣長」，書寫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的見聞，1976年在台灣出版，轟動一時，蔣經國甚至指定為國中高中的「課外必讀」。美麗島事件發生將近一個月，帶著一封旅美學者、作家連署書，面呈蔣經國，連署書認為這是「未暴先鎮、鎮而後暴」的事件。
蔣經國是在黨外大老吳三連的安排下，接見了返台的陳若曦，但相隔兩週後的第二次會面，則是蔣經國透過蔣彦士的主動邀請，這次會面釋出了「公開審判」的重大讓步。
蔣經國不可能會是一個將學者作家放在眼裡的獨裁者，比較合理的可能性，還是又回到美國政府軍售籌碼的關鍵壓力，只不過蔣經國不願意顯示是屈服於美國，順水推舟，找了陳若曦這個下台階。
艾琳達與母親納莉女士
有個特別的故事，值得所有台灣人知道，就是艾琳達的母親納莉（Ne11ie Gephardt Amondson）女士，曾經為了救援美麗島人士所做的努力。
台灣史研究者張文隆指出，納莉女士身上流著反抗不義暴政的血液，家族擁有支持黑人爭取民權的傳統。她原本在學校教書，美麗島事件發生後，爲了陪艾琳達爭取海外救援，停下教學工作達半年之久。
有一次，艾琳達在二十多位海外台灣人的陪同下，拜訪美國在台協會主席丁大衛，丁大衛說：「別讓琳達的媽媽再找上我。」
原來，納莉女士跑到美國國會圖書館，找出跟台灣有貿易往來的美國企業界名單，親手寫了5百封震撼人心的血淚控訴，再附上影印資料，呼籲這些企業關心台灣的人權問題。結果，這讓丁大衛接電話接到手軟，因為不少大企業老板打電話來，丁大衛不得不親自接電話，也不得不有所作為。
美國國務院官員針對美麗島事件，也多次公開發言評論。此外，美國華府主管亞洲事務的助理國務卿郝爾布魯克（Richard Holbrooke），曾經私下要求國民黨必須「公開審判」。
謝聰敏先生回憶錄也指出：「當年美國助理國務卿告訴台灣人：『你們在美國做什麼事情都可以，但請艾琳達的媽媽不要再打電話了！』她一天打5百通電話，只要是聯邦政府能查出電話的單位，都有艾琳達媽媽的聲音。」
納莉女士甚至還不辭勞苦，堅定地敲每位國會議員辦公室的門，親自遞上一幅幅美麗島事件的血涙控訴海報。美國參眾議員關注美麗島事件，在台灣也有部份報導，當然報導內容同時指責這些國會議員「認知錯誤」、「扭曲事實」。
獨裁者的讓步
蔣經國或許很滿意於兩個多月以來，成功操作台灣媒體，動員各級學校與社會各界，共同演出一連串精彩的輿論審判。蔣經國或許也看了許多美麗島受刑人的「自白書」，全部都是掏心掏肺的自白認罪。
蔣經國當然清楚偵訊室裡發生了什麼事，他也從自白書的內容，驗收了刑求的成果，並且相信這個過程，已經徹底摧毀這些「叛亂份子」的頑強意志，從肉體到精神。
或許是因為海外台灣人以及跟台灣有淵源的華人知識份子，無所不用其極的抗議與尋求救援；或許是艾琳達超高效率的對美國國會與國際媒體展開控訴，激起許多有力人士的仗義執言，總之，終於逼使美國華府以軍售施壓國民黨，蔣經國終究做出讓步。
首先是「公開審判」。過去所有白色恐怖案件，都是秘密庭的軍法審判。縱使絕大部份的被告，都是平民，不是軍人。美麗島事件，是國民黨專制統治下，破天荒公開審判的「叛亂案件」。
第二個讓步是「縮小軍法審判範圍」，黃信介、施明德、林義雄、姚嘉文、張俊宏、呂秀蓮、陳菊、林弘宣等8人維持軍法審判；范巽綠、蘇慶黎、王聲閔、鐘應承等4人，偵結不起訴處分；戴振耀與其餘32人，都從軍法審判的叛亂罪，改為司法審判的暴行脅迫、妨礙公務或公共危險罪等。
公開審判、縮小軍事審判範圍，不會被判死刑等等，耀伯堅定認為，這不是蔣經國願意的，而是被整個國內外情勢所迫，跟後來的宣佈解嚴一樣。
無論如何，這個讓步，讓很多人稍稍鬆了一口氣，費盡千辛萬苦的救援工作，終於勉強看到小小成果。這些抗爭與救援，完全來自海外的台灣人，至於台灣境內，真的很遺憾，也很悲哀，根本是零！整個台灣社會，即使有很多人內心同情，也只能噤聲。
這段期間，不只是受難家屬的學齡子女，甚至站出來為美麗島受刑人辯護的律師團子女，都遭到國民黨動員媒體與校園教師，極盡霸凌與羞辱。
「像我聽說，姚嘉文的查某囝姚雨靜啦，周平德的查某囝周玲妏啦，很多啦，佇學校攏呷很多苦，伊因攏（她們都）只是囝仔，國民黨就是這尼無人性。」
當時整個台灣社會對美麗島事件，尤其是在媒體所呈現的，都是沒有思考判斷能力，而且反智的程度，達到不可思議的地步，堅定相信這群手無寸鐵的人，都是「陰謀暴力份子」。
唯有黨外立委許世賢，在確定公開審判與縮小軍法審判範圍之後，為解除8人的「軍法審判」做最後努力，而在立法院委婉提出以下質詢；
「叛亂事件應有計畫、有領導人物、有武器，佔領軍事機關、行政機關。高雄事件並無此類行為，似乎難以構成叛亂。政府應表現出儒家『恕』的風度，將全案交由司法機關處理。」
林宅血案發生前兩天，許世賢這段在立法院的質詢，是台灣境內僅見的公開質疑。而且究其實，也是委婉求情多於仗義執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