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的滋味真好，在多年來自稱「高級外省人」的郭冠英，筆下所詆毀的「鬼島」上，擁有權力的人，從來就不需對自己的所作所為負責任。反正再大的新聞，只要鬧到夠久，當事人總能躲到「被鄉民霸凌」這五個字的免死金牌後，從此柳暗花明。因為風向一轉之後，千錯萬錯，不管最後是誰的錯，歸根究柢都還是鄉民的錯。
2017年6月20日《自由電子報》報導〈愛女鬧自殺，陳星求情：一切由我承擔〉，補教狼師的女兒陳星婗（Tiffany），在家拿刀自殘後上吊，所幸發現送醫，已無生命危險。而陳星隨即發布錄音聲明：「這件事情是因我而起，由我一人承擔，我已經身敗名裂了，懇請外界靜待司法調查，不要再殃及無辜。」5天後《自由電子報》再報導〈涉入林奕含風波，寶瓶社長今晚企圖尋短，警消聯手救下〉：
「寶瓶出版社社長朱亞君近日遭媒體報導，聲稱朱以『成人』姿態歧視已故作家林奕含的疾病，不幫忙出版《房思琪的初戀樂園》。朱亞君今天晚上在臉書發文駁斥，並指網路媒體《報導者》單方面報導，放任旗下記者發文對她攻擊及公審，『我已經無路可走』，她今晚在木柵路四段住處有意跳樓，後被警消聯手救下，情緒稍平復，未送醫。
目擊民眾說，當時看到朱情緒激動站在6樓窗台有意跳樓，還大罵『如果我今天不死，明天就繼續被網路霸凌』。警方說，當時員警循線打電話給朱的妹妹，以手機擴音功能讓朱與妹妹對話安撫，朱的心理醫師、寶瓶出版社人員與其親友也先後趕到勸說，朱才卸下心防，消防員趁機將其帶回屋內。」
林奕含輕生案爆發至今兩個月了。黨國體制對於台灣最大的傷害，即使民主化多年，其幽靈仍盤據全島的，說穿了也就是「有權無責」這4個字。別說是長年盤據高位的無恥政客、擁有媒體話語權的低俗藝人，對於自己惹出來的事不去處理，只會整天在那裡抱怨「被鄉民霸凌」，如今連補習班狼師、出版社社長也都來湊熱鬧了。
真的拜託一下，憑你們各位的實力，哪裡需要真的自殺，光是報紙標題上形容的「鬧自殺」，就已經搶盡媒體版面了。其他小咖的鄉民，死個十個八個的，也不會有人關心的。（本魯照樣也不會關心的）鄉民們想想：陳星那個能包攬政府文宣的開名車老婆，為何能厚顏無恥的逼年幼受創的奕含下跪道歉？那個就是「勢」啊！
出版業裡像本魯這種月薪兩三萬的小編，就算還要兼影子作者，30年來沒人有空理會我們出過什麼書，或是退過什麼稿。因為上有主管與老闆，旁有業務與行銷，連總經銷與通路也都常有意見。從接下稿件到成書發行，每個行業裡的行規不都是「權力有多少，責任就多少」？難道出版業就能不甩這基本倫理嗎？
一份稿件要不要出版？出版後要怎麼行銷？以及砸多少錢行銷？做到一半發現不對要退該怎麼退？出了後有官司要怎麼解決？在出版社裡當初誰決定的，日後不就是該誰負責嗎？就算旁人沒權力過問，這家出版社的股東與發行人（資方），也該要求權責相符。大權獨攬的主其事者，每一個決定不都應該受公司內外的檢討嗎？
因此在本案裡，像奕含生前那樣已被迫道歉的《報導者》，以及接手奕含創作的游擊文化，這些與本案相關人士的說法，本魯也就不引用了。我們只看其他出版界人士對本案的評述，前《中國時報》跑出版新聞多年的陳文芬說：
「先答應你出版，再把你老公找來，最後再問你主治醫師的意見，結論是：因為你沒有準備好，所以我不要出了。雖說不是出於『歧視』，但究竟什麼才是『準備好了』？一句話，就是多事。沒肩膀沒骨頭的出版社總編輯，變成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出來喊，我都同情不下去啊！還有那麼多出版界的名人按讚，所以哪裡有什麼出版界的倫理道德，看倌而已。」
其實奕含生前這份稿子，被很多出版社退過，本魯的很多同業也都看過經手過，何以奕含卻只在意這一家？因為別家都是一開始就退，只有這家例外。所以陳文芬這樣說；
「當一個出版社跟作者簽了出版合約以後，只有出版社自問自己準備好了沒有，而不是去逼問作者準備好了沒有。作者只對文字負責！」
太棒了！我是作者，也是編輯。在出版業裡，作者只對文字負責，不該要對業績負責，業績是出版社主其事者自己該扛的。而且拿多少薪水，坐什麼樣的位子，就該扛起自己該扛的責任。這不是瓊瑤小說，無論怎麼尋死尋活或是歇斯底里，做過的事就是做了，說過的話也就是說了，在此引用資深作家孫瑋芒臉書上「關於行銷」這段話：
「我了解『出版界崩壞』聲中，經營者的艱辛。但是，如果因作者貌美、資優，出版方就給予差別待遇，被要求以此出面行銷，這落入和狼師近似的層次了。」
沒錯，自殺的作家太多了，光是我曾得過的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前幾屆的邱妙津、黃國峻、袁哲生等等的，也都自殺成功了。出版社編輯對這些作家與這些作品，當然要小心面對。如果像本魯這種也是瓊瑤男主角性格（不是長相啦！）的編輯，更是應該要有自知之明，別以為大權獨攬就能隨意揮灑。3年前本魯也收到過一份稿件，信裡這樣說
「本人原為軍中女護理軍官，在我38歲那年已是少校主管，但在軍中遭受同儕誣告，威權長官逼迫，將我強調至外島金門，卻在那島上又連續遭受更大苦難，一次被人面獸心的教授性侵害未遂，接著又一次被軍中長官於軍營內性侵害得逞。從此我陷入『嚴重心靈創傷症候群』的精神疾病，二十餘年來飽受各種心靈煎熬，原本幸福美滿家庭及婚姻破碎，絕望的數度想放棄生命。……
經過持續的精神科藥物治療，以及數年前因一個偶然機會，接觸到勵馨基金會的【蒲公英諮商中心】，透過長時間的諮商輔導，支持及陪伴我嚴重創傷的心靈，得到完全保護隱私、專業又極貼心的療傷過程。再加上女兒引導我進入教會，上帝甦醒了我的靈魂，我開始撰寫這本書。現在的我專注力、思考能力、情緒管理都進步很多，自殺及自殘意念幾乎已平息。
我相信我的案例只是冰山一角，一定有許多軍中發生的性侵害案件，也未得到應有的申訴與調查機會，一輩子被性侵害陰影所影響。而這些案件中的受害人，絕對都值得一個公平調查的機會，……」
這位我稱為「蘭姐」的作者，因為都曾在金門服役的經歷，我接下了這份稿件，但我理解性侵受害者又有精神病史的作者，不能靠出版社單打獨鬥。我們最多只能在出版前後照顧她，之後她有更長更久的日子要過，怎能行銷完了就「放生」？因此這本《一個被性侵女軍官的手記》，原先作者希望用本名出書，後來與勵馨基金會討論後還是改用筆名，但她勇於出席記者會。
遇到這種事，出版社主其事者應小心，無論過去有多少豐功偉業，對於敏感脆弱而且還是第一次出書的作家，編輯更不該用經驗或權勢「好為人師」，最好是交給專業團體一起合作。在出版《一個被性侵女軍官的手記》時，我完全接受勵馨的指揮，出版社處理稿子，專業團體處理人，這樣對自己與對作者都好。
如同陳文芬所說：「寶瓶出版社的問題是，前面先說人家是文學新星，功力超過五、六年級，接著跟作者談怎麼操作。後來大概後悔了，覺得作者配合不上操作。但這都沒有什麼關係，壞就壞在那封告別信（被人家抖出來）太多沒有必要的話，現在看起來很傷人家的心（明明知道對方狀況不好）。自己另外抖出來的那封更呆，一直問人家『準備好了沒有？要頂住肉搜』。結果自己卻頂不住。
經歷了昨晚那場神似陳星婗的演出後，也許跟朱亞君反悔不出版時，她問奕含的話一樣：「我怎麼跟你說明，當我和一個人坐在咖啡廳談話，我突然感覺如果這裡不是一樓，也許某一刻她就會跑出去跳下去？」還是如她所說：「我不同樣和奕含一樣就被弄髒了嗎？」
社長鬧自殺，鄉民被霸凌。但是奕含不髒，她一點也不髒，一個高中女生被誘姦不髒，生了病也不髒，髒的是那些黨國體制下道貌岸然的加害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