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以來，緬甸果敢地區再度爆發戰爭。果敢形勢演變，中國角色微妙，中國政府的立場備受外界關注。 占地2060平方公里的果敢地區，比鄰中國雲南省。14萬果敢人口中，87％爲漢人。控制果敢地區的政治勢力，先後有：始自18世紀的楊氏家族，1968年以後的緬甸共產黨（受中共支持）；1989年以後的緬甸民族民主同盟軍（領導人爲彭家聲）；2009年以來的自治區政府（白所成領導，受緬甸政府支持）。果敢地區以種植罌粟出名、盛行毒品交易。 2009年8月，緬甸政府宣布緝毒，派兵進入果敢特區，與果敢同盟軍發生衝突，進而爆發戰爭，史稱「八八事件」或「八二七衝突」。同盟軍兵敗，彭家聲遭驅逐，率殘部退入山區（有說退入中國境內）。緬甸政府將果敢特區改爲自治區。 到今年，2015年2月9日，彭家聲重整同盟軍舊部後，向果敢地區發起反攻，試圖奪回控制權，緬甸政府宣布在果敢實施緊急狀態，並調遣政府軍反擊，新一輪果敢戰爭爆發。 面對2009年和2015年的2場果敢戰爭，中國政府的態度和立場截然不同。 在2009年的戰事中，緬甸政府軍炮擊果敢，至少3發炮彈落入中國境內，造成中國邊民2死15傷，中國政府僅與緬甸政府低調交涉，緬方對中方人員傷亡表示道歉，中方未予譴責、追究。對2009年的果敢戰爭，中方媒體幾乎不予報導，封鎖消息，互聯網上，更是禁止議論，相關帖子一出現，就遭網管刪除，疏漏的只有小部分。中國官方媒體僅在戰事結束時低調報導，並使用中國政府在國內的維穩語氣，聲稱：「共有3.7萬名邊民湧入我境內……已得到妥善安置。」 「目前緬甸果敢地區局勢趨於平穩。」 在2015年的戰事中，據稱因緬甸政府軍的軍機誤炸，造成中國邊民5死8傷。事發後，中國方面，從外交部發言人、外交部副部長到軍委副主席、國務院總理，或提出交涉，或表達憤怒，或發聲譴責，姿態強硬，措辭激烈。緬方對中國公民傷亡「深表悲痛」，但否認事件是緬甸政府軍所爲，懷疑是反叛武裝故意製造，「企圖製造我方與中方之間的誤會。」但中方不理會緬方的解釋，堅稱：「緬甸軍機炸彈造成中方人員傷亡的事實是清楚的。」 針對新一輪果敢戰爭，中國媒體一反常態，大幅報導，官方喉舌如《環球時報》等，更是連篇累贅地發表評論，抨擊緬甸政府。互聯網上，則任由網民發表意見，民族主義的帖子如波濤洶湧。 時隔6年，中國政府對緬甸的立場、對果敢的調子，爲何前後翻轉、來了個180度的大轉彎？原來，從2010年10月開始，緬甸軍政府開啓政治改革，推進該國民主化進程，先後解除對反對黨領導人、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翁山蘇姬的長期軟禁，停止反西方宣傳，釋放政治犯，迎接流亡人士歸國，取消報禁、網禁、黨禁，允許翁山蘇姬和反對黨重新登記並投入選舉，並與少數民族展開和談。 緬甸的民主改革，受到國際社會歡迎，各國相繼解除對緬甸的制裁。隨著民主化提升，緬甸重歸文明世界。美國國務卿和總統先後展開對緬甸的曆史性訪問。對應的，緬甸與昔日盟友、老大哥中國漸行漸遠，不僅政治上如此，雙方的經濟合作，也不斷觸礁。在緬甸民衆的反對下，緬甸政府取消了諸如密松大壩、中緬高速鐵路等由中國投資的重大項目。 緬甸變天，讓死守獨裁與專制的北京領導層驚愕、難堪、痛心；緬甸經濟的開放和多元化，不再單純依賴中國，又重創了北京腐敗集團的既得利益。中南海從無限鬱悶到惱羞成怒，不言而喻。 於是，重新爆發的果敢戰爭，就成了北京洩憤的機會。由漢人彭家聲領導的果敢同盟軍，突然發起進攻，挑起戰爭，本身就很可能出自中共的授意和背書。2月10日，彭家聲發表公開求救信，呼籲中國人民和全球華人關注果敢華人命運，聲稱是「受到緬甸軍政府的暴力鎮壓後才被迫反抗」。發生中國邊民死傷事件後，中國的陸軍、空軍和導彈部隊大量開往中緬邊境，數萬解放軍集結與緬甸接壤的孟定，陳兵待命；緊鄰緬甸的臨滄機場，民航全部取消，改由空軍接管。 這一事態發展，讓人聯想到克里米亞。當烏克蘭由親俄政府把持的時候，無論在俄裔人占多數的克里米亞發生什麽，俄羅斯都不聞不問；但當去年初，烏克蘭發生顔色革命、親俄政府遭推翻之後，俄羅斯即慫恿克里米亞的俄裔人鬧事、要求獨立，隨後，普亭竟閃電出兵，悍然奪取克里米亞，宣布克里米亞成爲俄羅斯的一部分。 中共軍方聲言：「如果再次發生緬甸軍機越境或其他危害中國領土主權和國家安全的嚴重行爲，中國軍隊將堅決採取果斷措施予以應對。」這種口氣，像極了俄羅斯軍方。 很難說北京是受了莫斯科的啓發，但獨裁者的思維近似，倒有可能讓他們的行爲變得不約而同。如今的疑問在於，習近平是要像普亭和希特勒那樣，以某種類似的借口，攻取果敢並納爲中國的一部分？還是如1979年的鄧小平對付越南那樣，以「自衛反擊」爲名，揮軍攻入緬甸，打一場有限戰爭，然後撤離。 筆者判斷，如果中共出兵，依中共黨情和習近平的性格，後一種可能性更大。即，習近平效法鄧小平，在「自衛反擊」的名目下，出兵緬甸，借此達到一箭多鵰的目標：幫助親中的彭家聲同盟軍奪取果敢控制權；懲罰、教訓推行民主改革的緬甸政府；借對外戰爭，鞏固習近平個人的軍權；提升習近平的國內民望，如普亭在俄羅斯的民望。除此之外，還可以轉移國內民衆的視線，讓經濟下滑、環境災難、腐敗深重、黨內權力鬥爭激烈等問題，不再、或暫時不再成爲公衆關注和議論的焦點。（原載自由亞洲電台2015年3月17日） 作者：陳破空（旅美中國作家） （圖片來源：達志影像/路透社資料照片）

2014年9月，美國《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發表一篇文章，題爲《西方對中國的誤讀》，承認大半個世紀以來，西方學者、專家、政治家一直誤判中國，原以爲中國會「成長爲一個更加友善、溫和及民主的國家。」 然而，「在（紅色）中國迎來65周歲誕辰之際，中國共産黨似乎毫無退出歷史舞台的打算。與毛澤東死亡以來的任何時期相比，目前的中共正處於實力最強、民族主義傾向最嚴重、也是維持一黨專制決心最堅定的時期。」該文作者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爲此痛切自問：「爲什麽？在花了60多年時間對一個國家進行研究、對抗、與之聯合並再度發生衝突之後，我們仍然對這個國家充滿不確定的疑問與猜測？」 誤讀中國，不只西方人如此，其他外國人也如此。誤讀、誤解、誤判，這是當代觀察中國問題的外國人之通病。當代外國的所謂「中國通」，往往是「中國不通」。原因之一，就在於他們對中國人的國民性缺乏把握，並常常忽視這種國民性對中國歷史演變的影響力和支配力。 近代西方，曾經不乏對中國國民性具洞察力的思想家。比如18世紀的法國啓蒙思想家孟德斯鸠（Charles Montesquieu），在觀察中國人之後，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人的性格中最主要的特徵，是將勤奮與狡詐可怕地結合起來了，就像西班牙人將誠實與懶惰結合起來一樣。」「中國人的生活完全以禮（教）爲指南，但他們卻是地球上最會騙人的民族。」這樣的刻畫，可謂入木三分。 孟德斯鸠分析中國專制制度對國民性的塑造，更是一針見血：「專制國家暴政的恐怖，培養了國民被奴役的膽怯、愚昧與沮喪心態，中國人從皇帝到百姓，都沒有品德。因爲品德，諸如誠實、勇敢、堅毅、善良等，只存在於共和政體中。」 18世紀的德國哲學家赫爾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也曾深入研究中國人。赫爾德把中國人的軟弱與服從，歸咎於蒙古人的征服：「中國那種按照蒙古遊牧民族傳統強調『孩童般服從』的道德教育，使中國人的品性表裡不一，表面上他們溫文爾雅，實際上卻陰毒狡猾。因爲將孩童般順從的教育強加給成年人，他們除了陽奉陰違之外別無選擇。長此以往，就形成中國人特有的幼稚與狡猾、軟弱與狠毒、謹小慎微又自私貪婪的複雜心態，這種國民性格的象徵就是蠢驢與狐狸的結合。」但赫爾德似乎並不了解，「孩童般服從」的教育，並非始自蒙古人，而始自大一統之後的秦朝，以及漢朝開始獨尊的孔孟儒術。 「中國人在大事上缺乏創造力，卻精於雕蟲小技，他們發明了一套矯揉造作的禮俗，處處追求聲色的熱鬧，喜歡用整潔的外表掩蓋內心的騷亂。他們不懂得自然率真、寧靜、美與尊嚴，他們在投機鑽營方面精明透頂，但在科學藝術上，卻愚昧無知。」 赫爾德如此描述中國人，又堪稱精確。 然而，越是到了當代，了解中國人國民性的西方學者，卻越是稀少了。即便湧現出更多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學者，卻往往認識模糊、判斷失準。以當代「中國通」著稱的哈佛大學漢學家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曾錯誤地判斷「毛澤東的共産黨會帶領中國建立民主」，直到中國先後發生文革、尤其六四屠殺後，費正清的思想才開始轉變，認識到中國獨裁主義的頑固。晚年的費正清，幡然醒悟，幾乎全盤修正了自己的中國觀點。 步費正清之後的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Ezra Feivel Vogel），更是充滿對中國的誤讀。這種誤讀，以他於2012年出版的《鄧小平與中國的轉變》爲最。傅高義筆下的鄧小平，無論對與錯，出發點都是黨和國家；卻完全忽視，鄧基於個人利害的出發點。在這裡，傅高義忽視了民族性的差異，就像寫美國人一樣，去寫中國人。美國佬傅高義哪里懂得中國佬鄧小平的處世哲學之一：「無毒不丈夫」。 近幾十年，中國人闊氣起來，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走出國門，但這些中國人展示的素質低下、形象敗壞、衣食足而不知榮辱，讓各國對中國人劣評如潮。崛起的中國，讓外界看到的，是不可思議的悖理： 一個最強調集體主義的國家，國民卻最缺少集體觀念，自私自利，極少爲他人和環境著想；一個最強調秩序的國家，國民卻最沒有秩序，爭先恐後，心浮氣躁；一個最強調穩定的國家，國民卻最不穩定，首要的就是，情緒不穩定。 要了解中國，先必了解中國人，了解中國人的民族性、國民性。性格決定命運。這個原理，不僅符合於一個人，也符合於一個民族。有什麽樣的國民，就有什麽樣的政府；有什麽樣的政府，就有什麽樣的國民。這有如「蛋生雞、雞生蛋」的循環，已經說不清哪個在先、哪個在後。毫無疑問的是，中國經久不衰的獨裁制度與冥頑不化的劣質國民性，已然構成惡性循環，成爲羁絆中國跨入文明世界的魔咒。 中國人常說：「家醜不可外揚」，寧願集體遮醜。筆者甘願冒著得罪部分中國人的風險，寫作《不受歡迎的中國人》，決意再次把中國人的劣根性挖出來、把中國人的真面目揭開來，揚揚家醜，讓世界認識中國人，鑒別其性，洞察其質，進而認識中國，把脈其走向，防範其負面的輻射力。 我要大大方方地告訴世界，當今中國人的基本特徵，就是這樣：缺乏公德、偷奸耍滑、見錢眼開、唯利是圖、明哲保身、冷血無情、熱衷內鬥、欺軟怕硬、貪生怕死、奴性十足……，透過本書，不僅展示中國人惡質的面目，更挖掘中國人敗壞的源頭。 筆者聲明：本書所論中國人，並不包括生長於或長期居住於香港、台灣、新加坡及其他海外地區的華人，而專指生長於或長期居住於中國，以及最近30多年從中國出國的中國人。 作者：陳破空（旅美中國作家） （圖片來源：達志影像/路透社） （原載自由亞洲電台2015年3月10日）

香港爆發雨傘革命，全球矚目。事發前夕，「占中三子」還曾感歎：占中運動已經失敗。原來，他們設計的占中運動，原本只是作爲一個籌碼、一種壓力，逼中央政府在普選問題上讓步。豈料，中央政府鐵石心腸，毫不讓步，悍然拋出假普選方案，以篩選代替普選，羞辱港人。 「占中三子」，兩位教授，一位牧師，畢竟是謙謙君子，並不忍見香港金融中心真因占中運動而癱瘓，爲此陷入猶豫，舉棋不定。然而，由「占中三子」發起的「占中運動」（讓愛與和平占領中環），從2013年1月開始，醞釀已近兩年，在香港，深入人心，家喻戶曉，無意之間，埋下雨傘革命的必然。 偶然的卻是，學生運動驟然爆發，先聲奪人，從9月22日開始罷課，到9月27日占領政府前院（公民廣場），大規模集會請願。學生運動領先占中運動。「占中三子」臨場宣佈：占中運動提前啓動。但事實上，占中運動已爲更前衛的學生運動所取代，或退而成爲學生運動的後盾。 特首梁振英試圖以「從重從快」的中共式手法（顯然得到北京授意），一舉驅散集會，以催淚彈和胡椒噴霧，主動而密集攻擊和平請願的莘莘學子。豈料，此舉適得其反，引發大量港人挺身而出，聲援學生。由此，占領運動遍及全港，占中變爲占港，史稱「雨傘革命」（學生以手中雨傘爲簡易盾牌，抵擋胡椒噴霧與催淚彈）。 北京方面，面對突如其來而聲勢浩大的「雨傘革命」，顯然始料未及，暗自心驚。原本一口一個「少數人」地奚落占中人士，甚至發出「香港極端反對派是紙老虎」的大聲嘲笑，加之占中發起人自我感慨「占中已經失敗」，北京竟自以爲，撂出一個假普選方案之後，大局底定，勝券在握，對港人的反抗情緒不以爲意。 針對雨傘革命，中共通過官方喉舌，以文革式的大批判，對占中運動展開輿論圍剿，對占中港人惡語相向，高聲叫罵，連篇累贅，一日不停。這輪大批判，著重於三個方面： 其一，占中運動非法，破壞香港法治，——其實，帶頭破壞香港法治的，恰恰是中央政府本身，用白皮書取代基本法，要求香港全體司法人員「愛國」（實爲愛黨），放棄司法中立，就是惡例之一。 其二，占中運動，損害香港經濟。——其實，自香港回歸以來，中共就一直在損害香港經濟，官商勾結，擡高香港樓價、物價，人爲拉大貧富差距，變香港爲中共高官的洗錢中心，不僅引發港人憤怒，而且給香港經濟造成實實在在的硬傷。 其三，占中運動背後是外國勢力。——其實，這一回，英、美等國表態含糊，無意捲入香港政爭，已令港人不滿，北京卻還牽強附會地扯什麽「外國勢力」，實在是沒話找話、顧左右而言他。中共當年以蘇聯和日本爲靠山，明目張膽地勾結外國勢力，製造內亂，趁亂奪權，如今喊「外國勢力」，豈非賊喊捉賊？ 北京宣傳，它對香港有三個「堅定不移」：「堅定不移地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堅定不移地支持香港依法推進民主發展，堅定不移地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縱觀17年來，中共對香港的所言所作所爲，其實是：堅定不移地篡改「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堅定不移地阻礙香港民主發展，堅定不移地損害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北京喉舌甚至擠出了這樣的話：「香港回歸後民主政治的發展給香港社會帶來了穩定與發展，但也對一些繼續保持殖民地心態、仇視民主政治的少數人帶來了思想和感情上的巨大衝擊……這些反民主的『占中鬥士』……」在北京恣意翻轉的喉舌間，爭取民主的港人，竟成了民主的「障礙」；奉行一黨專制的北京中央政府，倒成了民主推手。 指鹿爲馬。對擁有資訊自由和新聞自由的港人而言，北京的喧囂，自說自話，不過是笑話，北京的輿論攻勢，對港人，要麽不起作用，要麽起反作用。實際上，中南海諸公，心下有數，他們的大批判，高聲叫罵，並非罵給香港人聽，而是罵給大陸人聽。 中共最恐懼的，並非香港的民主運動，乃是，香港民主運動蔓延到中國內地的可能性。正是基於這種恐懼，中共連續拘捕傳播香港占中資訊的中國內地人士。中共員警甚至開始盤查上街打傘的人，再度上演其草木皆兵的滑稽戲，展示其風聲鶴唳的虛弱本質。 也正是基於這種恐懼，北京要求梁振英開動港警從重從快、速戰速決。結果是，速戰速敗。一計不成，又施一計。北京唆使黑社會出動，暴力衝擊香港學生。紅與黑聯手上演的鬧劇，帶出的，幾乎全都是共産黨特徵：暴力，流血，性侵害，腐敗（派錢動員反占中人群）…… 針對25年前的天安門事件，中共領導層曾經得出這樣的總結：從一開始就不應該讓步，從一開始就應該定性民主運動是「動亂」，從一開始就應該堅持「旗幟鮮明的反對動亂」。 今日，面對香港民主運動，中南海不妥協、不讓步的強硬立場，出自25年前的「經驗總結」；而《人民日報》的連篇社論、文章，每一篇，幾乎都是當年那篇臭名昭著的社論《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翻版。 北京仍然沿用封建中國的宮廷思維處理香港民主問題；其新領導層，仍未跳脫25年前的舊思路。以不變應萬變，共産黨之落後，領導人頭腦之陳腐，一至於此。 （原載自由亞洲電台 2014年10月7日） http://www.rfa.org/mandarin/pinglun/chenpokong/cpk-1007201412314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