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藍營重量級立法委員兼市長競選輔選大將的親妹王女士,在個人社群平台公開寫下「拒投」的沉痛告白時,這場風暴便注定無法被輕描淡寫地化約為單純的家庭內部紛爭。一個長期深植藍營、曾撰寫長文力挺二姊從政的深藍家庭成員,如今卻痛陳要用選票「把過去四年的信任與這兩年受到的背叛一次算清楚」,痛批當前市府團隊「既不和平,也不新生」。古人常戒「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意的反噬往往起於幽微而潰於驟變。當核心輔選要角的至親都在關鍵時刻公開表態決裂,這無疑是為首善之都的領導統御與施政本質,敲響了最為嚴厲的警鐘。
這場風波的核心導火線,在於大安區「和平新生天橋」的粗暴拆除。這座承載在地居民數十年生活軌跡、文藝工作者深厚情感的地標,在民間自發爭取保留、懇求良性對話的過程中,迎來的不是市府開誠布公的溝通,而是一場迅雷不及掩耳的「突襲式強拆」。更令人難以接受的是,市府事前所許諾的交通願景全數跳票,拆除後非但未能落實更友善的步行環境,反而壓縮了行人空間,導致路口無法斜穿、號誌停等秒數大幅拉長;陳情市民遭遇的更是冷漠以對、拒接電話的官僚傲慢。甚至同選區的黨籍民意代表面對選民託付,亦流於消極推諉,甚至公開出言嘲諷陳情者的理性。古人云「兼聽則明,偏信則暗」,為政者若閉目塞聽,民心豈能不寒?正如危機溝通學者庫姆斯在探討利害關係人挑戰時所指出,當組織面對民眾對合理性與正當性的質疑時,若採取防衛性忽視或貶抑態度,往往會使潛在爭端迅速質變為不可逆的信譽崩解(Coombs, 2014)。地方民代的失職與行政權力的傲慢相互交織,直接催化了基層市民對執政團隊「背叛感」的集體爆發。
然而,天橋強拆僅是冰山一角,市府內部體系的沉痾與基層反彈,更在各項施政危機中連環浮現。最具指標性的莫過於延宕數年的「重大市區民宅塌陷案」。政風單位的專案調查報告早已明確指出,建照變更、放樣查驗、施工損鄰勘驗通報等三大關鍵環節均存在嚴重行政疏失;涉案建商為多擠出十個停車位以牟取暴利,擅自將地下連續壁厚度偷工減料縮減,而主管機關竟在審查變更設計圖與工程時草率蓋章核准。災後至今數年過去,受災戶依然流離失所、安置補助金陸續告罄,甚至市府內部一度傳出關鍵工程施工圖「被水泥灌漿埋掉」的荒誕託辭。面對這場嚴重的人禍災難,市府高層卻採取避重就輕的逃避姿態,一再取消面對面的溝通座談,將責任全數推由第一線建管與業務同仁出面抵擋輿論子彈。
古代治道名言提醒吾人:「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一個缺乏肩膀的領導者,遇事便棄車保帥、諉過基層,不僅無法化解危機,更徹底摧毀了公務體系的信任基石。公共行政學者博因等人深入剖析危機領導時曾警示,執政者在面對治理失靈時,常本能地將責任分散轉嫁(blame-shifting)至下層執行單位以求自保,但這種逃避政治責任的做法,終將侵蝕整體體制運作的正當性(Boin et al., 2016)。基層公務員兢兢業業卻淪為決策失當的替罪羔羊,行政團隊內部士氣的瓦解自然無可避免。
更嚴重的治理短視,表現在公共政策的即興化與支票化。市政推動本應恪守法制程序與財政紀律,市府高層卻屢屢在未編列預算的情況下高調對外開出政策大單。例如先前高調宣稱發放每胎三萬元的「產後月子加菜金」,涉及近四億元的龐大公帑支出,事後卻被議會揭露預算書中根本毫無相對應的法定預算科目,僅宣稱要以追加預算便宜行事;類似國中生免費喝鮮奶等政策,同樣面臨財源未定、後續配套交代不清的窘境。這種「先求宣傳曝光、後逼基層買單」的作風,將主計與衛生局處同仁置於法制與作業程序的極度困境。公共行政經典文獻歷來強調,公共預算不僅是財務收支的技術表冊,更是行政機關落實施政承諾、接受嚴格監督的責任基石(Shafritz & Hyde, 2012)。行政學者巴蘇亦強調,負責任的公共治理必須確保資源配置與公共利益精準接軌,任何脫離法制程序的資源承諾,都將淪為削弱治理品質的空洞口號(Basu, 2021)。首長為圖個人的聲量紅利,將基層文官逼入制度性運作的灰色邊緣,正是行政體系怨聲載道的根源。
這種虛浮治績的文化,更體現在為了迎合量化指標而犧牲市民實質權益的荒謬現象上。市府為追趕人行道劃設長度的績效數據,竟在已有實體人行道的路段旁重複劃設標線型人行道。這種為了數字好看的「衝KPI」思維,不僅毫無實質效益,更造成沿線店家門口無法裝卸貨物、計程車臨停上下客頻遭檢舉開罰,嚴重干擾在地商家的日常生計與基層民眾的用路需求。治水築路本為便民,如今卻異化為擾民之舉,豈非本末倒置?
尤有甚者,在形象包裝的數位戰場上,市府更深陷公費灌水的誠信風暴。官方社群粉絲專頁的營運標案,公帑預算一路暴增數倍至近千萬元,但多篇市政宣傳貼文下方按讚與留言的高比例帳號,卻被發現來自境外的幽靈免洗帳號。局處首長面對議會質詢時支吾其詞、推諉卸責,無論是專業不足遭到欺瞞,亦或是刻意營造虛假繁榮,皆讓市府公信力蒙上難以抹滅的陰影。芬克在探討組織危機時早已警惕,企圖以公關粉飾掩蓋實質管理缺失的作法,往往就是引發全面性信任危機的前兆(Fink, 1986)。古語亦誡「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執政若只剩數字作假與虛擬粉飾,又如何能取信於眼前生活真實不易的廣大市民?
綜觀此番連環引爆的爭議,輔選要角親屬的公開反彈絕非孤立事件,而是首善之都「門面光鮮、內部失能」的全面顯影。在天橋強拆中,我們看到權力對民意的傲慢與傾聽的缺席;在塌陷工安弊端中,我們看到責任轉嫁與基層文官的無奈背鍋;在空白預算與扭曲指標中,我們看見決策的倉促即興與虛妄績效;在境外帳號的爭議中,我們更看透了以公帑堆疊假象的自欺欺人。古人言:「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選票賦予的權力是責任而非特權。倘若執政當局依然沈溺於外貌包裝的迷思,遇事繼續閃躲、決策持續封閉,那麼無論如何動員傳統情感,終究無法挽回民心漸行漸遠的歷史必然。
參考文獻(References)
• Basu, R. (2021).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SAGE Publications.
• Boin, A., 't Hart, P., Stern, E., & Sundelius, B. (2016). The Politics of Crisis Management: Public Leadership under Pressure (2nd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oombs, W. T. (2014). Ongoing Crisis Communication: Planning, Managing, and Responding (4th ed.). SAGE Publications.
• Fink, S. (1986). Crisis Management: Planning for the Inevitable. American Management Association.
• Shafritz, J. M., & Hyde, A. C. (Eds.). (2012). Classic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7th ed.). Wadsworth, Cengage Learn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