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引領全球人工智慧浪潮的輝達執行長黃仁勳傳出個人私領域風波,其中涉案的黃姓女子黃樂,因身分背景特殊且過去數度持香港護照入境臺灣,迅速引發各界對國安滲透的高度質疑。面對國會質詢,內政部長劉世芳證實主管機關已對其施予「廢證」處分,並宣告未來「不可能再入境臺灣」,移民署亦將配合國安單位進行全流程檢討。這項處分雖在政治與輿論層面迅速劃下止血線,但若僅將此案視為名人八卦花邊,恐嚴重忽視其背後所折射出的國安防線缺口與邊界治理危機。古語有云「風起於青萍之末,浪成於微瀾之間」,當前美中科技戰烈度空前,任何圍繞在關鍵半導體領袖身邊的不尋常接觸,本質上都已牽動全球地緣戰略的敏感神經。

首先,此案最深層的結構性盲點,在於臺灣長期以來對「港澳身分」的法制審查慣性。《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的立法初衷,係建基於對九七後香港自治地位與特殊自由經貿體制的信賴,給予港澳居民相較於大陸地區人民更為寬鬆便捷的入境途徑。然而,在《香港國安法》與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第二十三條)相繼落地後,香港原有的政治防火牆與制度自主性早已實質消弭。福山(Fukuyama, 2014)在分析國家能力與制度退化時指出,當官僚體系未能根據地緣政治結構的劇烈變遷,與時俱進地調整其防衛機制時,原本常態化的法律程序便極易轉化為制度性破綻。過去被視為自由門戶的香港特區護照,在當前情勢下,反而可能淪為灰色地帶滲透與身分掩護的理想工具。誠如吳介民(2017)針對境外勢力滲透模式的學理分析,跨境權力網絡的運作往往高度依賴代理人與模糊的中介身分,將政治意圖包裹於日常商務、學術交流或私人交際網絡中,藉此規避目標國的審查雷達。若主管機關未能警覺港澳身分的實質質變,邊界查驗便形同虛設。

其次,劉世芳部長在備詢時坦言「若事先知道是間諜大概就不會放行」,並提及將全面檢討「事前審查、中間訪視、事後處分」三大環節。此一說法固然道出了基層查驗在面對無犯罪前科或身分洗白對象時的實務難題,卻也同時暴露了我國境管聯防機制的被動與滯後。兵家有云「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倘若國境安全僅能仰賴事後輿論爆發才進行「亡羊補牢」式的廢證,防衛縱深便已嚴重受挫。移民署官員雖表示對其出入境紀錄「全程掌握」,然而在缺乏主動情報勾稽與跨部會動態風險評估的前提下,單純的「紀錄登錄」根本無法等同於「安全阻絕」。艾利森(Allison, 2017)在探討大國戰略競逐時曾強調,新興霸權對守成體系的挑戰往往藉由非傳統、非對稱的隱蔽手段展開,關鍵科技情報與產業核心鏈結更是各方刺探與施壓的首要目標。當臺灣的半導體產業已成為全球民主供應鏈的「矽盾」,邊界治理的範疇就必須從傳統的治安維護,升級為總體防衛的科技國安縱深。

再者,防諜機制必須從「靜態的身分核驗」轉化為「動態的風險網絡監控」。自古以來,情報攻防向來是「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舉凡情感網羅、社交牽線、顧問諮詢等非典型接觸,皆是敵對勢力瓦解對手防線的慣用手法。杭亭頓(Huntington, 1996)曾論及,體制間的衝突常具體表現在邊界排他性與對外部威脅的警戒能力。在現行法制架構下,行政機關雖擁有撤銷許可、廢止證件及限制再入境的行政裁量權,但若事前審查缺乏情治與科技專利部門的協同判讀,中間訪視又因人力與法律授權不足而流於形式,外來特定對象便能輕易藉由各類社交名義深入關鍵人士的生活圈,形成極大的刺探與情蒐空間。

黃樂案絕非單一的名人風波,而是對臺灣整體國安聯防敲響的一記警鐘。公眾固無須隨私領域的流言起舞,但國家安全體系絕不能對身分模糊的境外接觸掉以輕心。廢除一張許可證不過是公權力的一紙命令,唯有徹底檢討港澳人士入台的國安審查密度、建立關鍵科技領袖的防護與預警清單,並強化部會間的情資整合,方能真正堵住邊境防衛的漏洞,為臺灣的核心競爭力築起堅不可摧的制度護欄。

參考文獻

• Allison, G. (2017).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 Fukuyama, F. (2014). 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Democracy.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 Huntington, S. P. (1996).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Simon & Schuster.

• 吳介民(2017)。〈尋租腐敗、在地協力者與地緣政治:中國因素的分析架構〉。《臺灣社會學刊》,第61期,頁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