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公共電視報導指出,台灣有高達 8.8 萬台的 Android 電視機上盒遭到植入惡意程式。這起集體資安事件是單純個人的運氣問題嗎?恐怕不是這樣。
首先,資安風險存在著明顯的「階級不平等」。當主流輿論檢討消費者「為何不買昂貴、有官方認證的品牌」時,往往忽視了結構性問題。在薪資停滯、物價飛漲的社會中,中產與基層為了節省生活開銷,自然會傾向購買價格低廉或二手的智慧影音設備。科技巨頭透過專利壟斷與高昂的定價,將「安全的數位環境」變成另一種專屬於富裕階級的特權,而被迫選擇廉價設備的勞動階級,個資與數位安全便無法得到保障。
其次,這也暴露了資本家「利潤至上、責任轉嫁」的醜陋本質。這些販售問題機上盒的廠商,為了最大化利潤、壓低生產成本,刻意忽略了最基本的安全更新與維護機制。當危機爆發後,這些製造商得以隱匿在複雜的供應鏈背後,將所有資安受害的代價,全數轉嫁給毫無防護能力、只能自認倒楣的個別消費者。
最後,在這個數位已是不可或缺的時代裡。 當前的管理體制卻過度相信市場機制,缺乏對科技資本的強大監管與公共化認證制度。
這 8.8 萬台染毒的電視盒,是基層大眾在科技巨頭與無良資本夾縫中求生存的無奈縮影。要解決數位威脅,不能只靠消費者個人的「資安意識」,而必須透過集體的力量,要求政府遏止科技資本的暴利壟斷,將數位安全視為基本的勞工權益與公共福利,進行全面的體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