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院於十月三十日三讀修正《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將毒駕致死刑度調高,且十年內累犯致死者最重可處死刑或無期徒刑,得併科一千萬元以下罰金。修法通過後,不少輿論與政治人物紛紛將其視為遏止毒駕的萬靈丹,認為祭出極刑就能震懾犯罪。然而,單靠拉高法定刑度上限就能換來道路安全嗎?答案只怕未必。

首先,回顧台灣過往多次針對酒駕修法,同樣將累犯致死納入極刑,但實務上真正判處極刑的案例屈指可數。更何況,近期氾濫的依托咪酯等新興毒品,施用後會迅速導致意識混亂與肌肉失控;吸毒者在神智不清下握住方向盤時,根本不可能去理性精算法條會判幾年。

其次,防制毒駕真正的破口在於前端攔查困難與後端戒治失靈。相較於酒測器能立即測出數值,基層員警在路檢時仍缺乏普及的毒品唾液快篩工具,事後驗尿更往往耗時數日,導致當場攔阻的效力大打折扣。若不解決查緝與成癮問題,再重的刑罰也只是事後追懲。

行政院與警政署不應以完成修法自滿,應儘速全面配發第一線毒品快篩設備,並落實成癮駕駛人的強制醫療追蹤,才能真正把不定時炸彈擋在上路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