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仲諒因澄清湖大樓背信案遭一審判刑7年8月，目前仍受到限制出境、出海及科技監控，近日以世界棒壘球總會（WBSC）與亞洲棒球總會職務為由，獲准以3億元交保，前往中國參加U12亞錦賽閉幕及頒獎典禮。

法院認為此行具有相當公益性，其中一個重要理由，就是辜仲諒8月13日需赴上海與WBSC會長等人會商「2027年世界12強棒球賽」及「2028年洛杉磯奧運棒球資格賽」事宜，甚至爭取賽事在台灣舉辦。

表面上看，是為台灣爭取更大國際能見度，然而為什麼涉及台灣主辦國際賽事的事情，要選在中國談？

如果只是以亞洲棒總會長身分前往杭州主持U12亞錦賽閉幕式，那是一回事；但一趟中國行程，同時又被賦予「替台灣爭取世界12強及奧運資格賽主辦權」的公益使命，政治與國際體育上的敏感度就完全不同。

台灣並不是中國的一省或特區，如果台灣想爭取自己的主辦權，自然應透過WBSC與國際體育外交管道處理。能不能主辦世界級賽事，則應該建立在場館、交通及賽事執行能力等客觀條件上。

如今卻出現一個極為尷尬的畫面：台灣的重要體育人士到中國，參加由亞洲棒總主辦的賽事，接著就在中國境內討論台灣的賽事主辦權。

彷彿台灣舉辦國際賽事，還需要先經過中國允許？

法院裁准辜仲諒暫時解除境管的重要考量之一，是認為這趟行程具有公益性。既然是以「替台灣爭取國際賽事」作為公益理由，那這趟行程就不再只是辜仲諒個人的體育外交活動。既然動用了「台灣的利益」來說服法院，就有義務接受更高程度的公共檢驗。

至少涉及任何兩岸協商，不能因為冠上「爭取國際賽事」六個字，就把所有政治敏感性一筆帶過。

體育交流從來不只是單純體育事務，而是展示國力與國格的場域。中國長期主張台灣屬於中國的一部分，在國際組織中也不斷打壓台灣的名稱、旗幟與國際參與空間。

在這種緊張處境中，辜仲諒積極為台灣爭取機會，值得肯定，但他忽視身分與場合等象徵背後的政治敏感性，也恐怕讓台灣落入自降國格的危機。

辜仲諒在國際棒壇確實具有一定影響力，但身為大人物，更應該把界線畫清楚。否則難免讓人質疑：我們究竟是在不知不覺中接受北京所設定的兩岸框架，還是在拓展台灣的國際空間？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