撼動美國環保運動的青年Tim DeChristopher
Tim DeChristopher：犧牲自由就是，當我積年累月服從一個強大且深具破壞性的體制；當我接受我無能改變事物的神話；當我自願廢掉自己的力量不作為。
（譯者註：這篇名為「是誠實的時候」(Time to be honest)的訪談出自英國Red Pepper雜誌，將它譯成中文，是以翻譯的行動聲援為了環保而遭判刑的美國青年Tim DeChristopher。）
全文翻譯如下：
2008年12月，提姆‧狄克理斯多福在贏得猶他州石油與天然氣租賃，價值1,800,000美元的14個標後，宣布無意使用或支付。此舉造成石油公司主管與其美國政府同夥的恐慌。原來，他是28歲、就讀鹽湖城大學經濟系的學生，他來到拍賣會場，採取直接行動，以保留貯存在一處以自然美景著稱的地下石化燃料。
在布希總統任期即將屆滿時日，他在拍賣會場上的作為迫使開採延後，證明他的行動成功，因為大部分的租賃後來都被歐巴馬政府取消。不過環保上的勝利並未能阻止司法體系對他此一有原則的膽大妄為的制裁。2011年3月，一個由8人所組成的陪審團，在法官限制僅能就他的行為事實導致的後果，不准調查其動機的情況下，狄克理斯多福被判有罪。他即將面臨在6月23日對他最高判處10年刑期與75萬美元罰款的判決。
自從被捕後，狄克理斯多福已成為美國環保運動一個領導和批判的聲音。他呼籲更多的激進行動，直接抨擊多數環保團體所追求的「漸進主義」(incrementalism) 戰略並未帶來結果。他同時敦促環保人士要誠實，不要假裝我們可以阻止氣候變遷，而是要能中止其最壞的影響，並確保我們削弱了在氣候危機得利的組織與企業。
以下是「紅辣椒」雜誌作家尼克‧巴克斯特(Nick Buxto)在2011年4月30日於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一場學生主導的永續會議上，對狄克理斯多福的訪談。
巴克斯特（以下簡稱巴）：是哪些影響導致你去瓦解在猶他州的那場拍賣？
狄克理斯多福（以下簡稱狄）：我一向對環保感興趣。高中畢業後，曾有五年半的時間與所謂的「問題青少年」共事，帶他們走進曠野。我很快清楚看到他們是好孩子，只是無法適應一個破碎的體制。當我對此深入鑽研，我能看到所有構組這世界的決定都是以經濟學來考量，這也是我為何就讀鹽湖城大學經濟系的原因。就讀大學期間，我協助成立一個專注於戶外保護和改造的團體，並開始涉足環保運動和對抗氣候危機。2008年，我實踐了直接行動的承諾，就是那個石油與天然氣的拍賣。當機會來時，我就行動。
巴：你從採取直接行動的經驗裡學習到什麼？
狄：我帶著典型直接行動的心態進入拍賣會場，也就是說，如果我採取直接行動就能保存石油在地下，那就值得去做。我領會到直接行動帶來的間接衝擊力量更強大：就啟發他人採取行動或引起對做為公民的我們應扮演怎樣角色的探討而言。我也曾想過因為採取這樣的行動，我犧牲了自己的自由。不過並不真是如此。犧牲自由在之前就發生，那就是，當我積年累月服從一個強大且深具破壞性的體制；當我接受我無能改變事物的神話；當我自願廢掉自己的力量不作為。就在我全力抵抗這個體制的當下，我發現了真正的力量和自由。我永遠不會走回頭路。
巴：你認為何以環保運動，特別是在美國，長期以來無法有效動員對人類面臨最大危機的有效回應？
狄：我想這是因為我們是一個大量消費的國家的人民，也因此對這個體制感覺非常舒服以致於不敢去改變它。這個體制的主要控制乃是藉由恐嚇人民，恐嚇他們說，對它挑戰將失去很多，因此我們必須握緊我們所擁有的。我想問題也出在我們環保運動的領導階層有太多有錢人，他們從現狀裡獲得利益。改變世界很難，當你不怎麼投資於改變它。
巴：對主流環保團體論辯說，在體制內進行是唯一能提供環境政策的方式，你怎麼說？
狄：我們有許多機會在體制內進行。1980年代與1990年代，要求權力結構做對的事或許是合理的策略，但這已成過去。耗費巨大數額的金錢，結果是如災難一般失敗。環保團體與諸如殼牌與杜邦這樣的企業上床，攜手結盟成氣候行動合作的組織，在去年製造了一個美國氣候法案，這比什麼都不做還糟糕，因為這樣一來，不僅強化了化石燃料工業，也完全讓氣候運動消了氣。
真相是綠色運動花許多時間研究科學與經濟學，但忽略瞭解在一個世紀裡改變是如何發生的歷史。我們可以，比方說，從「自由騎士」在民權運動的經驗裡，汲取到是誰決定行動直接挑戰公車種族隔離，反對馬丁路德金的建議，馬丁路德金認為直接挑戰不是好辦法。先發前往學生一再被攻擊，並幾乎遭殺害，不過在行前他們已發出訊息要求其他人接續他們所中斷的。而他們做到了。學生以及參與運動的人士很快就把密西西比的監獄塞滿，也因此終結公車種族隔離。關鍵在於他們未設下行動的結束日期，而他們贏了。
在美國，我們正在加緊準備一個巨型夏日反對煤炭的直接行動，特別是反對除去阿巴拉契亞山脈山頂毀滅性舉動。我們六月初在布萊爾山將有一個盛大的遊行，然後是呼籲人們天天加入一個滿車拘捕的滾動不停計劃，將持續進行整個夏天。
巴：2011年4月在一個名為權力轉移的美國青年環境會議上，當你說我們應該面對我們在氣候變遷的戰場敗陣下來的事實，引發了一場騷動。你可以就這點再做引伸嗎？以及現今環保運動面臨的挑戰？
狄：我們的挑戰已經改變。挑戰的已不再是減少排放。我們必須解決如何維持住我們的人性，在我們邁向越發艱困的時日。對我這個轉捩點來自於，當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首席作者泰芮‧魯特(Terry Root)在史丹佛大學的一起事件後私下告訴我，阻止氣候危機已然太遲，她那一代已辜負我們這一代。我聞言後相當震驚，問她為何不在公開的會場上說。她說她害怕說出真相會讓人失去行動力。她所言不假，當她這麼一說，我當場陷入絕望的深淵。我發現自己哀悼著自己的未來，明瞭到這個未來跟我父母親的會完全不一樣。不過將這個悲傷與他人分享，我發現到真相也賦予我以更嚴肅的方式回擊的力量。
我可以看出為何科學家與環保人士迴避談論真相。沒有人進入氣候科學是經由悲傷的過程來拯救人性。不過我們的運動已來到必須對這些事誠實的時候。
巴：面對這樣氣候變遷的真相如何會形塑我們的行動？
狄：首先，我認為關鍵在於我們不可強化當今的權力結構。在權力轉移會議的那場演講後，我收到一封信，告訴我說，美國國防部是一個重要的聯盟，因為他們已認知到氣候變遷的種種危險，並著手解決中。我不在乎軍方是否嚴肅看待氣候變遷。不過可以確定的是當事情惡化時，這種團體的權力不是我會加以強化的。我們早已看到這個體制因為經濟或環境因素在哪裡崩潰、權力結構會如何反應。這個我們在達佛事件已看到，環境災難並未能讓每個人去想，這是一個明顯的徵兆，我們有必要重新思考我們如何生活。相反的，它導致統治勢力把一些團體當作代罪羔羊，產生致命的結果。達佛事件最大衝擊不在環境災難本身，而是當權者對其反應。因此在我們所有的行動中，我們務必是針對推翻這些權力結構。我們不應要求像瓦爾瑪這樣的大企業或像軍方這樣的機構仁慈些、溫和些。我們必須開始著手將這些權力結構放在會和我們分享我們價值的地方，當我們進入困難時期。當事態更形惡化、資源更難取得時，我們要的是能有所信任那些做決定的人能秉公處理，而不僅是青睞拳頭大的勢力。這意謂我們要結盟的不是那些造成危機上層的人，而是在底層的人，特別是那些因氣候變遷受苦的人。
我們也必須停止對指控我們的要求會損害經濟做辯護。主流綠色團體典型的回應是談論成長、綠色工作、綠色經濟的企業利基。相反的，我以為我們應擁抱這些指控。不，我們不是在瓦解經濟，我們是要將它翻轉。我們不應試圖對我們想要改變、希望創造的健康公平的世界的想像規劃加以隱藏。我們尋求的不是小規模的改變：我們要的是我們的經濟和社會一個激進的大翻轉。我想一旦我們開始對此談論，我們將找到更多、超乎我們期待的同盟：貿易工會、衛生保健人員、LGBT團體等等。（LGBT是女同性戀者（Lesbians）、男同性戀者（Gays）、雙性戀者（Bisexuals）與跨性別者（Transgender）的英文縮寫）
巴：你認為從事運動的人可以在哪裡施展他們的精力，地方性的或全國性的？
狄：在一個高度個體化的社會，會把氣候行動關注在限度消費的個人責任上，一點都不讓人驚訝。我們通常每天會收到三千個待消費的廣告，所以綠色消費對此支持。這整個心態是這樣，問題是個人的與消費習慣，而解決氣候危機的答案在於生活方式的改變。如此加強了我們的主要身份是消費者這樣的觀念，並強化了這個製造問題的體制。我們該如何恢復、主張一個立基於人而不是消費者的體制呢？
我們許多人很明顯地，從事社會、環境運動是以小規模、地方性開始，不過我們毫不例外地通通面對更大的權力結構所設下的路障。我們不可能在一個非永續的體制裡擁有永續。因此我們必須從起頭就很清楚我們的行動是要改變一個較大的體制，永遠挑戰那些路障。
巴：在這樣的情況裡你仍抱持希望嗎？
狄：我對人們終究有能力從這個世界的廢墟建立一個更好的世界抱持希望。我不確定這是否是個有希望的遠景。無論如何，未來尚未被決定，我們仍然可以加以形塑。我在雷根就任總統那一年出生，在一個企業的權勢達到頂峰，接受我們無能對它們挑戰的世界成長。不過我們也看到今年的中東、威斯康辛、美國發生的事件，人民的力量不再是個理想化的理念，而是唯一能帶來真正改變的力量。
我知道那意謂著將經歷我們所見過改變最激烈的時期，不過我們的未來可以是什麼樣子仍有一個巨大的想像空間。這是為什麼持續奮戰甚至是更加重要。
董恆秀 譯
註：這是另一篇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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